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绿色金融作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经济活动,在这场深刻变革中必然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积极探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路径与方法,绿色金融政策就是探索结果之一。2015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此后开始对绿色金融进行顶层设计与布局,到2022年已经先后建立多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随着“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实践必定会对今后绿色金融政策在全国进一步推广、助力全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使用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以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甘肃六省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试点地区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现状,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为该政策下一步规划和在全国推广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本文主要围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与碳排放进行了研究。为达到研究目的,首先归纳整理了碳排放、绿色金融与绿色金融政策的相关文献,其次参考相关资料对绿色金融与碳排放进行概念界定,并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影响碳排放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然后阐述我国绿色金融政策的变迁历程,并测算分析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碳排放量现状;之后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最后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2011—2020年间,我国绿色金融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政策试点地区绿色金融总体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增长率则呈现下降趋势;试点地区绿色金融水平与碳排放量占比在2017年后变化趋势相反。（2）基准回归结果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一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在引入三类可能影响碳排放强度的环境政策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减排效应仍然有效。（3）在异质性检验中,从区域层面发现政策可以降低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政策效应不显著。从绿色金融水平角度发现政策在低水平地区可以更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而在高水平地区政策效应不明显。（4）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引入能源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三类中介变量,检验发现能源结构优化中介效应不显著。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降低碳排放强度,且绿色技术创新中介效应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有:一是提高试验区政策协调力度,壮大绿色资本规模;二是提高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专业能力,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激励和对污染性行业的约束;三是优化绿色金融的空间布局和资本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