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非常敏感的经济指标,女性就业一直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尽管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并不由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女性就业因为自身具备的生育属性和传统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教育、婚姻、经济形势、人口政策等因素都极易影响女性是否参与劳动的抉择。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女性就业创造了机遇: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女性群体已经成为劳动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劳动力不足时的重要储备力量。所以女性就业问题不仅具有社会属性,能够反应出女性的社会地位,更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经济指标。本文在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女性的就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及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许多学者认为,女性劳动参与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U型关系。在传统U型理论的基本形式中,产业结构的转变是推动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动的核心要素。根据U型假设理论,在贫困地区女性参与率最高,女性与男性一样,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活动。在中等收入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开始下降,因为在产业构成由农业为主逐渐转向工业为主的过程中,由于工业生产对体力的要求较高,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男性居多,女性出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退出劳动力市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又出现了从农业、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伴随着教育普及、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有利于女性参与劳动的社会环境变化。工业化带来的机器化大规模生产以及知识经济兴起和服务业蓬勃发展,使得大部分职业对脑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体力的要求逐渐淡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开始随经济的增长而增加。从全世界来看,女性劳动参与率确实大体上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女性参与率最高的地方是最落后的非洲农业国家和经济水平最发达的北欧国家,另外宗教和社会制度也会影响一个国家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对中国1990年到201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证明了我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符合U型假说,但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是,我国1990年起极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并不是由于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而是源于计划经济的特殊性,源于工作统分制度。二十几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则是因为市场经济下女性自主择业更容易受到阻碍从而自愿或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延后造成了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减少。近几年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有了回升趋势,原因与传统U型假设中的理由基本一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对我国生产总值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尽管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很高,但是就业状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或多或少会遇到性别歧视现象,既有在准入条件上显而易见的歧视,也有同工不同酬等隐性歧视,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大部分是由性别歧视引起的。而女性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整体教育水平低于男性,导致女性在就业时个人能力的不足,这也会加大两性之间的工资差距。女性就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自身发展,对全社会来说也具有被忽略的正外部性。女性的就业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增加女性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在一个家庭中,女性更是在教育子女和卫生保健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因此改善女性就业环境不仅需要政府的督促和法律规章制度的完善,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企业以自身盈利最大化为目的,雇佣更多女员工势必会增加成本,希望企业自觉消除性别歧视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自身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应该由企业承担转向由政府承担。但现阶段中国的法律中难以对就业中性别歧视的行为和后果做出认定,因此企业的性别歧视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相关的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为了提高女性自身的知识水平,还应该发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女性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