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造法是源于英美法系的一项制度规则，随着两大法系的日益交融与相互间的取长补短，大陆法系也开始适度沿用法官造法这一规则，如德国行政法中明确出现承认法官造法这一行为的规定。我国虽然在立法上不承认法官造法，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大量事实上造法的情形。法官造法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有其诸多的优越性，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因此，对其加以研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法官造法是法律应对社会关系流变的必然要求，具有民主正当性，是法律解释的必然结果，也是个案利益衡量的题中之义。法官造法亦有着严格的条件，即法官造法有其时机的要求，主要包括规则选择阶段的法官造法及定案阶段的法官造法。就我国的具体情形而言，立法机关制定法的有效供给不足决定了法官造法的客观存在，裁判依据选择的宽泛灵活为法官提供了造法的空间和机遇，“情理社会”亦给法官造法提供了可能。但应当指出，中国的法官造法即使应予承认，也并非就宜于强行提倡和主张；法官造法须受到严格限制，不得在未具备造法时机的情况下强行造法；即使在具备法官造法时机的情况下，法官亦应尊重规则；同时，作为判例的判决意见应充分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