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羌问题在西汉时显露端倪，在东汉时期进一步恶化，并如噩梦一般缠绕着东汉王朝，并与其伴随始终。本文从西羌和东汉两个视角分析导致东汉长时间“羌乱”的原因，认为东汉“羌乱”在根本上是因东汉与西羌社会发展悬殊造成的。这种悬殊早已有之，为何在东汉时期全面爆发出来并表现得如此不可遏抑?本文认为：第一，东汉时期的气候转冷，致使本就亦牧亦农的西羌生产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第二，塞外羌人在西汉时期大量迁居塞内，由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与汉族的显著差异，大多难以融入汉族社会，长久以来积聚的矛盾在东汉时期终于爆发；第三，东汉政府在解决西羌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共识，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和策略；第四，东汉继西汉之后，继续在西羌设置护羌校尉，但护羌校尉的性质较之西汉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以民事管理协调为主转为以军事打击为主，这种转变随着东汉中后期羌乱的加剧体现得较为明显；第五，直接面对西羌的护羌校尉、凉州刺史部诸郡县长官及中央临时派遣官吏之间统属关系不明，职权范围重叠，在对羌事务中不能协调一致，直接影响了西羌问题的解决；第六，东汉政府在凉州边地进行军屯，广占良田美土，使羌人无法立足；第七，由于缺乏可贯彻的对羌政策，在处理西羌事务中，官吏的个人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因官吏在个性、贤愚、认知以及责任心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西羌问题也就变得愈发扑朔迷离；第八，东汉政治在光武、明、章三帝以后急剧腐败，大权旁落于外戚、宦官，地方豪强势力庞大，大田庄经济发展，无不成为解决西羌问题的障碍。 综观本文针对东汉西羌问题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东汉时期在西羌问题中增添了很多自然或人为的“致乱”因素，才使“羌乱”连绵不绝，以致“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