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及其创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代表了四五十年代转型之后新话语秩序的典范,他自身的农民气质、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甚至关于他的评价之评价都随着政治、文艺思潮的变化成为文艺界不断言说的对象。赵树理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叙事方式,也即借助于乡村内部叙事视点,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了反思及取舍,深入挖掘传统文学中的优秀部分,以农民为指归,表现社会变革时代农村的变化,其间蕴含着赵树理理想中的农民解放之路。本论文试图借助相关叙事学理论,结合赵树理的生平、创作、评价史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文本细读,主要通过乡村内部叙事视点、可说性文学以及传统乡村伦理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融合三个方面来探讨赵树理文学叙事的新颖性及价值所在。乡村内部叙事视点让赵树理一直着眼于乡村内部的叙事,以农民为叙事主体,将重大的政治事件融汇于农村的世俗生活的叙述中,外来者的淡化叙事策略将外部社会主义思想的输入转化为乡村内部的自我改造；可说性文学一章认为赵树理叙事语言的可说性弥合了中国文学中人物语言与叙事语言的分裂,而叙事结构的传统化在保证了故事可说性的同时,又隐含着作者更为现代的理念,即借文学完成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意识的教育。总体来说赵树理文学叙事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看似传统的叙事中隐含着作者关于现代性和底层解放的思考,从而使其作品有了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可能性。而乡村叙事模式的背后则是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即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农村解放与乡村传统伦理的完美结合,进而呈现出一种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