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认是侦查过程中频繁运用的侦查措施,通过笔录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辨认笔录对案件事实的发生和认定更是具有不可取代的证明效用。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由辨认笔录导致的错案也屡见不鲜,其重要性和危险性不言而喻。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辨认笔录的证据地位,这不仅仅使得辨认程序的规范不够完善,也使得辨认笔录的地位无法得以确立,立法上的阙如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随意和混乱。本文旨在通过我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辨认程序及笔录问题对比研究,探讨我国关于辨认笔录问题的理论缺失和实践漏洞,研究和规划辨认笔录的证据地位,力图对制定相关的辨认规则和辨认程序的条文,增强辨认的可操作性,确立辨认笔录的证据资格及其作为证据使用的审查机制提出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期能够抛砖引玉。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辨认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辨认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辨认制度的基本分类。首先从心理学的原理、哲学原理和同一认定原理为辨认规则寻找理论支撑；其次,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辨认进行了分类研究,以考察不同类别辨认的规律和特点,以助于构建完善的辨认规则和程序,包括：庭审前辨认和当庭辨认,证人辨认、被害人辨认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辨认,直接辨认和间接辨认,公开辨认和秘密辨认,混杂辨认和单独辨认,静态辨认和动态辨认。第二部分：中外辨认笔录证据问题研究,主要从英国和美国,俄罗斯、德国和意大利,中国的港澳台地区三个部分进行考察。在处理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上,各国都予以关注,美国对辨认笔录证据所持有的态度较为宽松,允许以唯一的辨认证据治罪,而不需要其他证据的支撑；英国注重直接证据,辨认笔录作为证据使用的程序和形式规定十分严谨和细致；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则主要是通过对辨认笔录的形式和内容的规定来决定辨认笔录是否有证据能力,明确规定了辨认笔录的证据资格地位,并规定了严格笔录规则,但同英国相比在操作方面的规定较为简单；.德国在实践中要求的比较严格,通过严格控制辨认过程,达到实现辨认笔录证据价值的目的；我国大陆地区的规定相对来说比较混乱,香港地区延续英美法的体制,而澳门地区对辨认笔录的证据地位予以明确,但操作程序规定相对较少。我国应取其所长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自身的立法传统和法制现状,寻求一条平衡而有效的路径。第三部分：辨认笔录的证据性质探讨,主要从辨认笔录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评析辨认笔录的证据性质。在证据能力方面,依次从客观性和合法性两方面进行分析,明确应当赋予辨认笔录证据资格；在证明力方面,从辨认主体、辨认对象、辨认实施程序及其他证据综合支撑四个方面评估影响辨认笔录真实性的因素。第四部分：中国辨认笔录的现状和分析,主要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解读我国辨认笔录的现状。在立法方面,从规范形式、规范内容和权利保障角度分析辨认笔录在立法上的缺位；在司法方面,从公安机关的笔录制作和审判机关的笔录审查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五部分：辨认笔录作为证据的构建,主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首先,建议在立法上明确辨认制度的法律地位以及辨认笔录的法定证据资格,将辨认笔录与勘验、检查笔录同归属于笔录型证据种类：其次,在明确辨认笔录的证据资格的前提下,构建辨认程序的证据形成规则,主要从辨认前和辨认过程中两个部分细化和完善辨认规则,并详细在缺失的规则中列出建议立法拟制条款内容；最后从辨认程序的启动机制,辨认笔录的全面记录和审查规则,庭审中辨认笔录的质证制度,确立非法辨认笔录的证据排除规则,确立辨认笔录的补强证据规则等五个方面完善辨认笔录作为证据使用的程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