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环境治理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施乡村生态振兴的关键举措。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平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许多地区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依旧突出。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战略,通过自上而下实施一系列环保法律法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农村环境治理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复杂性以及外部性特征,其治理依然面临政府监管成本高、市场规模化收益低和居民参与动力不足的多重困境。党的十九大以来,政府积极倡导在完善基层党委领导下,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健全乡村自治机制,发挥村规民约、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并日益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因此理顺乡村内在环境治理动力,促进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对完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理论上而言,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合作是以村域为基础的个体自主决策过程,由于环境治理的外溢性特征,在面临环境治理的收益由所有人共享而环境治理成本却由个体承担的情形下,村民的个体理性将导致集体非理性从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事实证明,在基于熟人社会的村域范围内,村民通过长期交往所形成的信任关系、互惠规范以及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能够将个体选择和集体行动结合起来,从而有效促进环境治理合作和环境治理绩效。这是因为,良好的社会信任减少了信息传递和环境治理监督成本,在声誉观念的约束下,“相信你遵守规则,我也会遵守规则”的信任契约能够降低个体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提高环境治理合作意愿。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信息沟通和交流在村庄内部充分展开,促进村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诉求,提升集体行动水平和环境治理意愿。而社会组织则能够形成团体内道德压力与声誉机制,约束或惩罚村民个体不合作行为,从而提升乡村环境治理绩效。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文章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资本作为基层村民自治的重要动力,其在村庄中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存量如何?第二,社会资本是否能够显著改善乡村环境治理效果?如果能,其改善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三,不同村庄由于受到民俗文化、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差异的影响,社会资本对乡村环境治理是否存在显著异质性?基于上述研究问题,文章基于自主治理理论,构建了用于分析社会资本与乡村环境治理效果的分析框架,使用2012—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中的623个村庄样本,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对乡村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依据研究结论给出了针对性政策启示。具体而言,文章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文章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环境治理政策演变轨迹。研究发现,乡村环境污染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经历了乡镇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点源和面源污染叠加的不同发展阶段,直到2015年前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才得到初步遏制。其次,基于2012—2016年村庄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发现,乡村环境治理水平整体偏低,乡村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环境污染状况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递减的趋势,环境治理水平呈现出区域内和区域间的非均衡性。最后,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村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描述。研究发现:当前村庄社会资本存量整体不足,整体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村庄社会信任水平高于社会组织水平和社会网络水平。村庄社会资本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存量丰富的村庄主要集中在东北、华中、西北和西南地区,存量较低村庄主要集中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同一地区内不同村庄社会资本存量呈现非均衡性。整体而言,当前乡村环境治理水平较低,村庄社会资本存量不足,呈现出明显的地区间非均衡性。第二,基于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乡村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及其机制。（1）基准回归分析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组织能够显著改善乡村环境治理效果,并且社会信任和社会组织对改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的作用更为明显,而社会网络对乡村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不显著。具体而言,社会信任和社会组织因子得分每提高1个单位,村庄发生环境污染的概率分别降低0.613倍和1.433倍,村庄绿化覆盖率分别提高了约2.802%和1.282%。上述基准回归结果在使用“县级层面社会资本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使用多种稳健性检后,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团结型和分散型村庄,社会资本对分裂型村庄的环境治理改善作用更为明显;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庄相比,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改善经济发达地区村庄的环境治理效果;与中部和西部地区村庄相比,社会资本对东部地区的村庄环境治理效果更为显著。第三,基于前述理论分析和当前乡村振兴生态环境的主要内容,文章进一步使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改善乡村环境治理效果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组织能够通过村民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改善乡村环境治理效果。社会资本强化了村集体的归属感以及个体在村集体中的身份、文化和价值认同,个人声誉和他人监督会使行为主体做出符合群体利益的行为动机,从而提高了村民参与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治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基层政府提供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引导型环境规制能够增强社会资本改善乡村环境治理的内驱力,即社会资本改善乡村环境治理的效果受到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和推动。环境规制是政府提供的正式制度,通过提供严厉的监督和资金补助等方式,强化了村民对村庄资源价值和环境价值的重视,在增强村民信任互惠中强化了村民环境治理意愿,改善了乡村环境治理效果。最后,基于上述研究内容和结论,文章从积极培育村庄社会资本、协调发挥村庄非正式规则、增强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强化基层环保制度建设等角度提出进一步提升乡村环境治理效果的政策建议。文章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了乡村村民之间环境治理合作的形成机制和环境治理具体效果,这为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乡村自治实践和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