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迅猛发展，贫富差距日渐加大，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利益格局日益变更，也由此带来了利益矛盾与冲突的激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近年来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当某些无组织的利益群体在他们的共同利益受到侵害而又缺乏合法途径进行利益表达与申诉时，往往形成看似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谋求自身利益。这些体制外的非组织化的利益群体，带来了统治的压力，社会的无序，并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显示出多元利益冲突下现行制度安排的无力与缺陷。　　 在任何一个社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博弈都起着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全球化浪潮中愈演愈烈，可以看到国家对社会管制的松动，自发的社会组织开始出现并成为国家与社会博弈中极其重要的沟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介，但具体的博弈规则即国家宪法之下有关利益整合的微观制度安排却并不明晰。本文认为，社会组织只有进入国家的组织体系（体制内），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最有可能促进整体制度结构的最终改进。实际上，公民的自发参与已经在推动中国的制度创新。　　 “法团主义”理论以它独有的组织化利益代表体系充当了本文的理论工具，它提供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制创新路径。它希望通过利益团体进行社会利益的集结和传输，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利益集合秩序，以此化解原来的结构性冲突。群体性事件与法团主义在“利益团体”这一关键要素上产生了交汇，于是本文将“法团主义”与利益整合相联系，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框架下，从利益整合的主客体及其关系出发，从利益表达、利益协商、利益补偿、利益保障机制几方面入手，探讨“群体性事件”的化解之道并构建与其对应的利益整合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