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活动具备高度政治性、主权性及敏感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允许缔约国通过书面声明将关于军事活动的争端排除在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该例外对于公约的有序运行至关重要。军事活动例外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解释及适用需要解决“军事活动的概念”和“军事活动与执法活动的区别”两个问题。公约及相关国际司法实践对“军事活动的概念”并未作出权威解释。结合条款起草和制定背景、实践发展及学理观点,军事活动可定义为一国军事或政府公务船只和平时期在海上开展的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活动。军事活动需要同专属经济区内涉及海洋科学研究、渔业执法活动外的其他执法活动相区别。从“圭亚那诉苏里南案”“南海仲裁案”“刻赤海峡案”和“沿海国权利案”的裁决论理中,可总结出“争端所涉船只的类型”“争端当事方的定性”“有关活动中的武力使用”“有关活动的目的”和“争端前后的各方行为”五个影响区分的因素。经过逐一考察,每个因素都无法起到决定作用。但是,当相关情境限定在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活动时,武力使用的目的起到决定性作用;限定在岛礁主权纠纷中的设施建设或建造活动时,当事方的定性起到决定性作用。该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国际法案例的逐步累积和发展。此外,军事活动例外条款使用了修饰性术语“concerning”,对其作不同解释将影响可排除管辖的争端范围的确定,但相关国际司法实践并未就该问题形成一致结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国家实践层面,南海的军事活动问题尤为突出。美国在南海专属经济区开展的水文和军事测量活动属于海洋科学研究,其行动本质上构成军事和战场准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武力威胁,违反和平利用海洋原则,构成公约第298条意义上的军事活动。而中越在万安滩及附近水域的对峙活动客观上更接近于军事性质,至少兼具执法和军事的混合性质。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和维稳行动将长时期处于中美地缘战略博弈和南海沿岸国利益对抗的双面压迫。中国可根据外交、军事和司法层面的不同目的需要,对相关争议活动在定性上作出灵活应变,确保在美方刻意制造的“灰色事态”中占据主动,从而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