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显性形态是物质的,但是建筑设计确是一种具有文化针对性和适应性的研究工作。新乡土建筑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其作品不仅反映特定的自然生态条件,同时也融合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尤其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愈能感受到其创作与社会文化发展呈现出的交互性和共时性。新乡土建筑的创作强调中国价值文化的回归,也是现代建筑“危机意识”下的必然产物。然而,目前国内关于新乡土建筑创作的理论研究多从建筑自身领域出发,缺乏跨学科的深层思考,尤其缺乏从文化符号学角度的探讨。作为“城市和建筑之魂”,文化是建筑创作必须的土壤,建筑是文化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且为文化之有形和具象体现的载体。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符号学成为建筑学理论研究的方法之一,符号学与建筑学之间的连带关系便受到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及建筑师们的热烈关注。但对于当下中国的新乡土建筑创作来说,仅仅依赖符号学的分析、研究方法,未必可以完全揭示建筑背后蕴含的全部文化意义。本次研究期望在文化学与符号学两个层面的理论间建立对话关系,使文化符号学成为指导新乡土建筑创作理论的学术趋势。通过文化符号学与新乡土建筑创作互动关系的探讨说明了这一理论建立的客观性和必要性;结合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为研究工具,对文化符号学与新乡土建筑质构关系的探讨则强调了这一理论对新乡土建筑创作指导的可能与必然。在具体论述上,主要从符构、符义及符用三个层面出发,结合中国当下优秀的新乡土建筑创作进行分析,期望对其文化符号引借与组构、意义隐喻表达和文化符号语境与人意识形态关系等内容进项评断,力求发掘并梳理文化符号学指导新乡土建筑创作的逻辑与理论框架。本研究中关于文化符号学的应用具有创新性,也有相当的研究价值。期望通过对中国当代新乡土建筑实践的分析,重新思考新乡土建筑在当代中国的困境和问题;期望通过文化符号学的广阔视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新乡土建筑创作的关系,并对未来中国新乡土建筑的创作提供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