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表现“文革”“伤痕”的儿童小说，与“文革”文学在叙事技法上具有一致性。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时，习惯于将“文革”的过失，归咎于“四人帮”等“坏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干扰和破坏。儿童小说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叙事，与现实政治中的“拨乱反正”关系密切。“文革”结束后，一些儿童小说作家试图用对“革命历史”的叙事，回到“文革”前的认识逻辑和意识形态规范，并在1980年代逐渐走向了对“革命历史”的另一种“新写实”的书写。儿童文学奖励制度的建立、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自我更新和完善，也体现了官方主办者对作品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褒贬与取舍。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乃至全社会改革的铺开，市场秩序的逐渐建立和渗透，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农村包围城市”、“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一脉相承的革命与建设理念，与市场的逻辑和力量，与民众更为丰富、强烈的个体现实利益诉求，都产生纠葛。这也导致了新的乡村儿童小说面貌。这些儿童小说中的乡村建设经验，既在价值理念上延续了毛泽东五·七“教育革命”指示的思想内涵，也在社会变革中，遭遇了新的情形和问题。
　　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作为对抗“文革”的力量，得到重视，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并折射在儿童小说之中。儿童文学“游戏性”、“文学性”的倡导者们的创作，也有一个从潜移默化地、根深蒂固地直接宣导教育主题的写作模式“出走”的过程。1980年代以许多动物为主角的儿童小说，也因其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而逃不脱与教育主义的纠缠。
　　1980年代儿童小说中，对家庭中的性别角色身上的骨肉之“爱”，不再避讳，对家庭温情的表现也不再遭到斥责、批判，家庭里日常的人情世故，成了氤氲、扩散在文字里和心头的气氛。小说也用男、女主角的性别互动，来表现成长中的性别关系。在理想主义之梦日渐高扬的1980年代里，儿童小说中的一些“理想”人物，也都在作者高昂的心境中，与社会理想“携手同行”。青少年、儿童在校园中的成长，也与人们不同的教育理念紧紧关联。而新的社会阶层分野，亦逐渐渗透在了小说所表现的校园生活里。
　　关于题材与技巧两个方面的论争、探索，始终伴随着1980年代儿童小说的艺术创新。无论是政治现代性，还是文学现代性，在1980年代儿童小说先锋作家笔下，都被积极地思考，尽管当时并不是在这样的名义下进行，而是在讨论现代派、人性、人道主义等等议题。儿童文学观念、形式、内容的创新，也有一个与儿童阅读能力、阅读习惯，以及与成人对儿童阅读能力和习惯的认识的磨合过程。
　　“文革”结束后，从题材上走向乡野的作家们，有意从“当前的重大政治斗争”出走，从“学校和家庭”的范围出走，从迎合政治运动的“开门办学”具体形式出走，这种取向本身也是另一个方向的“政治”和现实诉求，既有对曾经被视为“四旧”的东西的眷恋、怀想，也有在现代文明和全球化视野下，对传统文化的打量，在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基础上，去寻找民族自我意识表达的可能。
　　儿童文学专业人士来往的开启，是1980年代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而在大陆出版的台湾儿童文学作品选本中，台湾儿童文学已经率先“登陆”。编选者们以“裁剪”同一个国家内部一片暂时隔绝的地域的文学想象的方式，“组装”成了1980年代儿童文学视野中的台湾“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