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整体发展，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进入了一个危机频发时期，面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几率正在快速上升。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管是政府还是媒体都不太重视危机信息的传播方式，即使在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危机传播方式管理机制的建设的背景下，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集中于如何处理危机等一些操作性和技术性的问题，而忽视了危机传播对象——受众对危机的认知。　　对受众认知效果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的领域。从早期佩恩基金会赞助的传播学效果研究中，认知、态度、行为、情绪等都是研究钟情的对象。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学效果研究中最大的热点，无疑是受众的认知。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受众的意见、态度或行为，抑或是受众的注意力和对世界的认知本身，都是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资源。　　受众认知是在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除个体知识经验、生活经历等微观因素外，社会发展、政治经济环境等宏观因素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社会化过程主要通过两种相辅相成的途径实现:即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社会教化就是指“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构及其执行者实施社会化的过程”，而个体内化则是指“社会化的主体——人，经过一定方式的社会学习，接受社会教化，将社会目标、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方式转化为其自身稳定的人格特质和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可见，社会教化是个体内化的前提和基础，为主体的社会化提供信息来源。大众媒介作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之一，所承担的虽然是一种非系统的、非正规的教育，但它对个体的成长、心理的影响却是长期的、潜在的、不可抗拒的。　　在现代社会中，媒介无时无刻不在反复向受众传递着各种信息及观点，社会主体时刻被包围在一个由媒介信息所编织的网络中。这些信息及观点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地为受众构筑了一个强大的认知场。现代受众的认知结构是在大众传媒所展示的“媒介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媒介信息是对现实的再架构，是通过符号和符号系统再现现实，而不是简单的反射现实。受众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是一种表征，是用符号构建的现实，受众正是通过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　　危机传播是一种非常态的传播，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最关心的是有关危机信息的内容、发布者和传递的方式。期间会有多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受众对危机的认知和判断，如大众传媒的报道、政府的权威与指导、社会或群体的支持等。但在所有的因素中，大众传媒的报道是受众获知危机信息和发展、影响应对行为的最直接渠道。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知识介绍、信心鼓励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传播能力较弱，缺乏理性报道态度，容易集中过大报道危机，或隐瞒报道部分危机信息，造成受众对危机认知上的偏差，带来不安全感，影响社会稳定。作为社会信息的沟通者和瞭望者，大众传媒对危机信息的传播，不仅要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更要从一般受众对危机的危害程度和判断心理这个角度加以考量，即危机传播的出发点是受众，要树立“受众第一”的理念，重视他们对危机的感知方式和信息解读习惯。因此，有效的危机传播应该是大众媒体深刻了解受众的危机认知心理和危机信息接受习惯，而进行的积极主动的传播，能够与受众展开具有互动的双向沟通传播。　　危机认知，是人们对事物危险性的一种主观评价，强调个体通过直觉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经验，从而影响个体对危机事件的态度和行为。由于人们在评价危机事件时常常受到不同因素的干扰，因此人们的主观危机认知和事物的客观风险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我国受众对危机的危机认知素质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尤其是危机意识较差。受众在和平时期里普遍缺乏危机感知能力和预防意识，一旦危机来临，没有较好的承受心理，容易引发社会恐慌。　　本文在借鉴认知心理学、风险管理等相关领域中已有的对“风险认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传播学的视阈去考察和阐述在危机传播中不同群体的受众危机认知需求，即受众在危机传播当中需要大众传媒提供怎样的报道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以及他们的危机认知如何在大众传媒的报道下发生变化，并产生危机认知偏差。这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并不是从媒体的角度来研究受众的危机认知，而是从受众的立场出发，来分析其在危机传播中的媒体信息需要。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风险认知”概念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并升华成“危机认知”，通过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进一步阐释“危机认知”的内涵与意义。在危机研究中，较少学者会讨论到“风险认知”的问题，但是包括心理层面、社会层面乃至文化层面的“风险认知”，却是研究风险时必须考量的要项，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把受众对危机的风险认知引入了新闻传播领域。目前对危机传播的研究多集中在实务操作层面，而对危机传播的理论，尤其是媒体的信息传播在危机传播中对公众产生效果和心理影响都鲜有研究。　　在实践层面上，本文以受众的立场为出发点，探索受众在危机传播中的信息需求，以此考察大众传媒对受众危机认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以往对危机传播的研究，多是以媒体或政府的视角为主导，探讨他们在危机管理中的功能和地位，并无完全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探讨在危机传播中，受众的信息需求，以及他们的危机认知形成所受到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危机传播管理中，受众是终极目标，所有的应对措施都是为了让受众更快地摆脱危机状态，或者降低危机对其的影响，让受众能够尽快地投入正常的生活秩序当中。因此，以受众为出发点来探讨大众传媒与受众危机认知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下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心理学领域对于风险认知，或者危机认知的研究，鲜有涉及大众传媒的影响，而现有新闻传媒领域对危机传播的研究成果中，多集中在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的角色和功能研究，专门研究大众传媒与受众危机认知之间关系的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如何把这两个原本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并探讨两者的逻辑关系，不啻为一个难点。　　本文共分为六章，从一般认知到危机认知，从一般传播到危机传播，其分析领域和对象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形成了以受众为考察视角的效果研究结构。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选题背景、相关研究的现状、研究方法、理论创新与文本结构。　　第二章为“受众危机认知的研究路径与范式”。这一章在分析危机、危机传播及受众危机认知的概念之后，进一步阐释受众危机认知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其中重点分析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给受众认知造成的影响。　　第三章为“危机传播中的受众及其信息需求分析”。这一章考察了传播学中对“受众”概念的研究，以及危机传播中受众的类型划分，重点分析了危机事件非亲历者和亲历者的危机认知，以及专家危机认知与公众危机认知的不同之处。　　第四章为“危机传播中的受众危机认知偏差”。危机认知偏差是无法避免的现象，这一章分析了认知偏差和危机认知偏差是如何产生的，大众传媒的报道又对其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采用哪些方法才能降低受众危机认知偏差，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危机认知。　　第五章为“受众危机认知:从媒介现实到心理现实”。这一章从信息渠道、信息内容等方面分析大众传媒对受众危机认知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激活受众的危机认知结构，受众危机认知和平时的一般新闻认知有何不同，并结合案例重点探讨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对受众危机认知的影响。　　第六章为“媒介素养与受众危机认知”。有人提出公众在危机传播中不需要媒介素养，只要听从大众媒介的指导，“为媒体是从”即可，其实不然。在危机传播中，对公众而言，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如何在信息混沌中获取有价值和真实的信息至关重要。这一章分析了危机传播中公民媒介素养核心能力的转变，论述了受众的认知程度越高，其信息识别、判断能力也越强。面对媒体碎片化和话语权的分散，公众如何分辨危机信息的真伪，鉴别信息的价值，对待媒体从过去的绝对相信到适度的质疑，成为一项基本的能力。　　在文章的结语中，笔者提出了大众传媒与受众危机认知之间的关系模型。危机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是包括各种社会因素和心理影响力在内的而形成的一个“场”。在这个“场”中，大众传媒不是影响受众危机认知的惟一因素，而是众多影响元素之一。受众受到某些心理和生理因素的限制，以及传媒自身条件的制约，但在各种中间环节的连锁关系中，大众传媒发挥着比较明显的作用，这种作用最明显的特点是引发他们对危机认知的变化。同时受众的危机认知又对传媒的危机传播活动形成反作用力，并且这个过程决不是在一次作用与反馈中形成的，而是要经历几次相互作用，以此实现了两者的动态平衡。　　本论文将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深度访谈、内容分析等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具体案例，并综合运用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来考察危机传播中大众传媒与受众危机认知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