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制度作为受托人受委托人委托进行财产管理的制度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基于防范受托人道德风险的考量,从信托制度肇始以来,受托人义务的建构与设计一直是各国信托法的核心制度架构,其中,信义义务作为受托人义务的核心内容一直为各国信托法所推崇。其出现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最早起源于财产法中的信托义务和罗马法中的善良家父义务。在英美法系中,受托人义务是为了受益人最大利益行事的义务,具有显著的利他特征。信托关系中,最为困难但也是最为核心的是信任的构建。在传统信托中,由于受托人大多是个人,因此这种信任主要体现为对受托人个人的信任,但在现代信托中,受托人趋于机构化且权力大大扩张,引致受益人利益受损的风险增大。如四川信托、安信信托等信托公司所暴露出来的各类违反信义义务,采取花样繁多的举措侵吞委托人财产,监管套利等违法事例层出不穷,这不仅仅给信托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且也引发了区域金融风险,对国家和地方的金融安全极为不利。因此,从法律上建构和完善受托人义务,特别是对其核心的信义义务予以全面和精准的厘定与规制,无疑有助于我国信托业的规范健康发展,同时也是解决我国当前信托业行业风险的关键之道。本文的研究主旨是在构建我国体系化的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梳理和揭示我国当前信托公司背信行为的基本类型和成因,进而为防范我国信托公司金融风险提供针对性的制度进路和机制优化设计。本研究正文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是“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法理剖析”。本章是本文研究理论展开的逻辑前提。在本章中,笔者首先对本文所涉及到的几个主要范畴予以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揭示我国当前信托业发展的主要现状和风险,研判信托公司确立信义义务的合理性。本章的研究旨在为本文主题的展开提供理论和现实的正当性。第二章是“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确立依据和特殊性分析”。本章首先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信托合同的约定、基于信托事实的推定、监管的规定、人民法院的司法判例等视角确立信托公司商事信托信义义务的来源。然后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信托公司商事信托信义义务相较于一般公司信义义务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商事信托的专业性、信托产品交易性和信托公司的金融属性。第三章是“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内容分析”。在本章中,笔者首先就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予以详细研判,确立我国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主要内容。其次,基于中国、美国和日本信托关系中信义义务的基本理论框架和一般性制度要求的分析,对信托公司信义义务内容的特殊性予以剖析。第四章是“信托公司背信行为类型化分析”。本章首先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布的关于信义义务的裁判文书以及银保监会、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对我国当前信托公司违反信义义务的背信行为予以大数据统计分析。并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揭示我国当前信托公司背信行为的主要类型。第五章是“我国信托公司背信行为的成因分析”。本章主要聚焦于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在信息、控制、监管以及专业知识方面的不对称地位,结合第四章的分析结果,认为我国信托公司背信行为的成因主要在于信托公司定位不准、立法的缺失、监管的缺漏、司法对信义义务的强化不足以及信托业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第六章是“我国信托公司信义义务制度建构和实践进路的优化”。信义义务是防范信托公司背信行为的关键制度设计,同时也是防范信托行业风险乃至区域金融风险的重要抓手。本章基于前述之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着眼于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制度构建和实践进路的优化,认为应通过科学确立和建构信托公司信义义务规则、优化监管理念和规则、强化司法对信义义务的指引和加强信托行业自律以全面落实信义义务,将受托义务自觉转化为行为规范。本文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面和系统地构建了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理论框架和制度机制,在体系化构建方面具有较好的理论创新性;二是在厘定信义义务范畴的基础上,对我国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确立依据和特殊性开展了具有较强创新性的理论研判;三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以及银保监会公开发布的相关判决和行政处罚等对我国信托公司背信行为开展实证分析并从法社会学等多角度揭示我国信托公司背信行为的成因所在;四是对如何完善我国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制度规定和优化信托公司信义义务的实现机制进行了较好的理论探索,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