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实业投资增速明显下滑,民间投资需求略有疲软。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推进,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也正在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并为了增加社会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多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期,利率政策要对实体经济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就必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而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变动是否存在敏感性是判断货币政策微观有效性的重要依据。与实业部门增长放缓的同时,我国金融业正蓬勃发展,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日益提升,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来自金融资产的收益也明显提升。实业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作为企业创收的两大手段,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企业金融化行为一方面会占用企业有限的资金,导致实业投资规模下降;另一方面,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可以拓宽利润来源,提升利润水平,缓解融资约束,改善经营业绩。对于企业金融化的“挤出效应”和“蓄水池效应”,学界对此仍存在一定争议。本文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国内外研究成果出发,结合图表观察了我国实业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发展特点,并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企业投资决策、企业金融化等相关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从资本成本敏感性的角度来考量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影响,为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实业投资提出新的理论参考,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选取我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2009年至2019年为研究期限,基于新古典投资框架建立实证模型,分实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和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影响两个部分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实业投资率与其一阶滞后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往期的实业投资水平越高,当期也会保持较高的实业投资;（2）企业的实业投资率对加权资本成本变动率显著为负,资本成本的短期反应系数为-0.0482,长期敏感性系数为-0.0709,说明我国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微观层面的传导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3）企业实业投资率对债权资本成本变动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对股权资本成本变动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企业的实业投资对债权资本成本的变动更加敏感,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企业融资更多依赖银行信贷;（4）当期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率显著为负,当期企业金融化与资本成本变动率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金融化在短期内以“挤出效应”为主,会降低企业的实业投资水平,减少实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且主要通过降低债权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来传导;（5）滞后一期的企业金融化水平与实业投资率正相关,滞后期企业金融化与资本成本变动率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金融化在长期内会发挥“蓄水池”作用,增加企业的实业投资水平,增强实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基于得出的实证结果,本文从利率政策环境、融资环境、投资政策、金融监管、企业治理观念等方面进一步提出了相关建议:（1）构建更加完善的利率体系,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利率“两轨并一轨”;（2）创造更加优良的直接融资环境,构建一个科学的、健康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3）鼓励民间投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实业投资回报率,防范过度金融化;（4）加强金融监管,避免资金空转,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5）平衡实业投资与金融资产投资,将金融收益适时转化为实业投资的资金,注重长远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