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和实效性很强的文类,又是为读者消费而写的文类,以之为对象的批评多以通俗读者为中心而展开。新时期通俗文学批评应读者的压力而登场,通过对“读者”概念的界定和对读者在与作者、作品关系中所处地位的阐述承担了文类合法化控制和合理性阐释的功能。因而,选取“读者”所指和读者地位这两个点梳理通俗文学批评读者观的演变,探究其生成动因和意义,是切入新时期通俗文学批评,探视其价值导向、功能指向乃至生态格局的可行路径。“读者”所指具备政治合法性、经济导向性和审美本体性三个维度：通俗文学新潮兴起之初,权威话语通过赋予“读者”身份指示,过滤掉通俗读者所具备的暂不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包容的特点,令原本位于意识形态灰色地带的通俗文学读者获得了合法性；随着通俗文学热潮逐渐升温,通俗读者的娱乐、消遣和消费需求无可回避,对此,文学批评先后采取了依托主流意识形态权威话语之“形”,以及经由文艺论争扩充主流意识形态之“神”的手段使得“读者”这一含混的身份概念具备了需求内涵,通俗读者不再需要借“人民”之名博取立锥之地,娱乐、消遣乃至消费需求成为通俗读者在新时期文坛寻找坐标的新维度。然而,仅以消费需求界定通俗读者具有含混性：其一,没有把通俗文学读者的需求同色情、凶杀等庸俗读物读者的需求区分开来,其二,将文学消费看作铁板一块,混淆了通俗文学读者和纯文学读者的消费需求,以至一些批评者挟通俗读者的需求斥责先锋文学的形式探索,不切实际地要求“雅俗共赏”。对此,一些批评家以审美批评为旨趣,从审美心理、审美情感、审美价值取向、审美惯性等方面挖掘通俗读者的审美趣味,使得通俗文学读者在“人民”文学,“人的文学”等抽象、宏大的概念中具备了清晰的边界。“读者”所指由抽象到具体、由含混到清晰的演变,凸显出通俗文学批评标准的多向性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性。通俗文学批评既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塑造,也与文学市场提供给通俗文学及其读者的生长环境有关,又在审美话语的策动下,触及了通俗读者的审美价值取向。读者地位的演变过程由文学批评在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现象之间所承担的扶正、阐释、调节的功能所决定：当通俗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出现时,文学批评通过规训和净化通俗读者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文学版图；随着通俗文学现象所依赖的经济、文化基础从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脱缰,文学批评不得不放弃对通俗读者一厢情愿的整合计划,并经由对通俗读者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的社会性阐释和理论性阐释为其建构合理性；当权威政治话语再度以强势姿态进行文艺整顿时,通俗读者群经过严格的清理、批判、引导,其范围延伸为文学读者的“大多数”,其影响力扩大至整个文学格局,其世俗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成为“后新时期”意识形态主流,在此,文学批评发挥了调节文学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矫正文学观念、乃至部署文化战略的功能。联系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理论来看,批评家围绕“读者”展开的言说未尝不体现为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互文与博弈：纵向上看,不同时期的话语受话语主体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实践形式；横向上看,在每一个时代的剖面上,不同身份的话语主体对读者的认识也有所区别。围绕通俗读者展开的阐述交织成一个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之中,分布着政治话语、文学市场话语、精英文学话语三种基础性话语。三者相生相克,形成了诸种互相扭结与对抗的话语。在其外部,则存在着一个由政治权力、市场权力和文学权力共同构建的权力之场。这三种权力由批评话语体系的实践——诸种批评话语的隐显变化和强弱交替——为其提供合法性辩护,反过来,批评话语体系也受制于权力之间的依附与决裂、拉拢与博弈、结合与排斥。由于这个权力场以政治权力为重心,以市场权力为支点,通俗文学批评话语对于政治权力与市场权力具有很强的依附性,缺失了—种独立的批评精神和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