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乐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音乐体系,被人为地赋予了阶级性和政治使命。历经春秋战乱,礼崩乐坏,西汉时期的雅乐作为礼的附庸已是形同虚设,但其观念却经儒家学派的深化和发展被保留了下来。《汉书·礼乐志》为我们研究西汉雅乐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西汉墓葬出土的音乐文物为我们再现了西汉雅乐的风韵;俗乐的发展不断吞噬着千疮百孔的雅乐,重俗轻雅无疑演变成为当时一股新的潮流。　　 本文在序言中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方法、目的与意义等。　　 文章主体部分共分四个章节。　　 第一章主要对西汉之前雅乐作了总体的概述:“雅乐”一词虽然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但它却产生于西周时期,是周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实施礼乐制度的产物。通过对古代文献中“雅”的字义解释雅乐的意义,可以看出雅乐最初就是周民族的传统音乐,只是自孔子之后,它才成为礼乐音乐的代称,并一直沿用到清代。由于雅乐是与古代宫廷礼仪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音乐,与仪式紧密结合的乐舞行为是雅乐的根本特点,而且,从音乐形态上看,雅乐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通过对西周出土编钟的测音数据和古代文献中雅乐用音情况的分析,我们得出西周传统音乐五声缺“商”的音乐本体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文化下移,音乐等级制度被破坏,俗乐兴起,对雅乐的发展造成极大冲击。逐渐形成俗乐取代雅乐的趋势,并最终摧毁了西周雅乐一统天下的局面,完成了“古乐”向“新乐”的转型,为秦汉音乐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章主要从对《汉书·礼乐志》等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及归纳中看西汉雅乐的发展脉络。该书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雅乐在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成帝时期修订雅乐的事件,可以看出西汉统治者从政治角度想要恢复雅乐,但重现雅乐风采已无可能;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并非真正地喜欢雅乐,重俗轻雅的审美情趣使历代君王对修订雅乐的奏议总不能给予真正的重视。另外,总结该书中有关宗庙祭祀乐舞的记载,不难看出,雅乐在汉代虽已面临危机,但雅乐作为一种观念却经西汉儒家学派不断的深化发展被保留下来,反而更加注重音乐的政治功用和教化作用。然而此时的雅乐已非原始正统雅乐,是改制后的新雅乐了。民间俗乐充实丰富着雅乐的形式和内容,事实上其流传的广度和深度已远远压倒雅乐,但始终无法替代具有功利性等级观念的雅乐。　　 第三章主要从对一南一北两大汉墓考古挖掘出土的音乐文物分析、考察雅乐在西汉时期的发展状况。洛庄汉墓的第14号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乐器坑,坑中出土的全部是乐器。其中一次出土编磬就达107件,这不仅在以往发掘出土的汉代编磬中前所未有,就是在整个先秦钟磬乐悬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没有先例;编钟位于八音之首,是统治者专用乐器,是反映名分、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洛庄汉墓出土的编钟是保存最为完好的西汉编钟。它的出土表明,以双音技术为核心的先秦编钟铸造技术在汉初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继承。除此之外,在乐器坑中还首见作为乐器的串铃,首见铜铃和錞于、钲放置在一起。由此看来,汉初统治者为恢复雅乐曾做过努力。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的3000余件珍贵文物为研究西汉初期社会状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一号、三号墓出土有琴、瑟、竽、箫、竽律管等乐器及乐舞俑、歌舞俑、乐俑、舞俑等。通过分析我们可知,山东济南洛庄汉墓出土乐器充分体现了西汉初期中原地区音乐文化特点,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则代表了汉初南方尤其是楚文化区域音乐文化特点。由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条件、陪葬风俗和随葬乐器的音乐性质的差异,洛庄汉墓出土的乐器代表了以钟磬为代表的雅乐规模,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乐器代表的则是以丝竹乐器为主的民间俗乐的发展。可见,由于地域上的差异,雅乐在南方的发展并不被重视,而俗乐的发展势头却很猛烈。在南方,钟磬音乐让位于丝竹音乐了。　　 通过对前三章的具体分析,本文第四章总结了西汉雅乐的特点:“楚声”入雅、采诗夜颂体现了以俗入雅,雅俗交融的文化特点;《韶》、《武》的因袭现象,本朝新制雅乐则展现了秉承传统,吐故纳新的时代特点;而汉代自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随着儒家学说的神学化,造就了西汉雅乐还具有天人感应,神人相乐的审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