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病人》是加拿大作家翁达杰最成功的作品。该小说结构复杂,主题繁多,一直是西方评论界争论的焦点。许多评论家认为《英国病人》独特的创作风格对加拿大文学作品及其同时代作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也有许多评论家注意到这部小说对史料和典故的偏重,指出翁达杰虽然以此增加了小说的深度和趣味性,然而这种过分依赖难免会让作品落入俗套,缺乏必要的创新。自1996年同名电影问世后,评论家纷纷撰文诘问这部奥斯卡大作在人物,场景等诸多方面对原著的忠实程度。尽管评论界对《英国病人》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他们大多从翁达杰的创作意图和个人经历出发,缺少对作品表层或深层结构的深入探讨。因此,本论文将另辟蹊径,剖析这部作品中的作者不在场,以此论证该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持久魅力不在于翁达杰特殊的移民背景和价值取向,而在于小说在创作策略和主题思想上的开放性,和由这种开放性带来的读者参与的可能性。与“作者之死”一样,所谓“作者不在场”,并不是作者在物质或生物意义上的消亡,而是指作者的意义、作用与角色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但与“作者之死”不同,这种“不在场”更为全面系统,涵盖了解构主义和接受美学中对作者的诸多论述,包括文本的开放性和读者的重生等相关理论。本论文将由导论、正文和结论组成。正文部分又分为四章,分别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剖析《英国病人》中所体现的“作者不在场”。本文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作者不在场”的内涵及其在后现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长远来看,作者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中心到边缘,最后被现代作家放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大多是对作者背景的研究,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追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读者的鉴赏空间。到了现代,作品的创作技巧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作品的深层结构也被反复强调。更确切地说是作者最终退出了他的作品,不失时机地向读者们表达了尊敬,使读者充分享受到阅读的愉悦。这一转变过程其实是人类意识增长必然的结果,也是文学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本文第二章探讨了《英国病人》的叙事策略,包括各种非传统的写作技巧和这些技巧对读者的召唤作用。视角转换的运用生动展现了不同人物眼中的事物。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的是,翁达杰没有把观察点锁定在某个特定的人物身上,相反,他重视所有的角色,力图让他们站出来用自己的眼光进行叙事。而且,对英国病人不可靠回忆的强调性描述也为捕捉小说的真实意图增加了许多障碍。此外,本章还将讨论碎片叙事和开放式结尾的独特功效。他们的共同参与打破了单一的作者意图,使读者的互动成为可能。本文第三章分析了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消解,主要表现在道德,性别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在《英国病人》中,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对立,翁达杰独裁式的创作意图在作品中只是无本之木。对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来说,道德和不道德、占有和剥夺之间并没有鲜明的界限。真爱可以掩盖他们通奸的耻辱,也可以让淡然处世的英国病人充满占有的欲望。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物质的丰裕无法掩盖精神的堕落,即使文明也可以扎根在沙漠中最偏远的游牧民族和亚洲最贫贱的人民身上。除此之外,作品甚至有意识地打破了男尊女卑的潜规则,在英国病人和他的情人,女护士和工兵这些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之间大胆展现出一幅和谐完满的人类全景图。本文第四章探讨了作品在文本构建方面的多维空间。这种多维性主要反映在题材和主题两个方面。与传统小说的自我封闭大相径庭的是,《英国病人》的题材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在传奇、侦探、历史小说等各种可能的解释之间,作品呈现出自由、开放的态势。而且,面对上帝死后信仰缺失的危机,无论汉娜,艾马殊,还是卡拉瓦焦和基普,都对自我的身份充满了质疑,从而展现出迥然不同的身份意识;此外,小说的各个人物都渴望再现个人的历史和经历,以此来印证自我的存在,这在无形中势必补充甚至修正了主流社会所书写的集体的历史,从而扩大了正史的维度。总之,无论在叙事策略还是在主题思想上,《英国病人》都表现出一种破旧立新的革命意识。首先,它质疑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创作法则,是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技巧的绝然背叛。此外,它颠覆了所谓的“中心”,多元化了小说题材和主题,并由此拓展了文本空间,又是对一种全新文学形式的大胆尝试。该作品的成功正是以翁达杰的不在场为代价,它对读者意识的尊敬不仅激活了他们的创作潜力,也最大程度解放了他们的想象力,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小说文本的重建。把普通民众对大众文化的需求纳入考虑范围,在文学创作中融进对人类自我意识的反思,这便是《英国病人》的创作原则。凭借其高超的创作技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英国病人》势必成为未来文学转型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