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系统性地关注延安时期到70年代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的成长问题。以往研究中,认为延安到“文革”时期的成长文学是特殊时期的无效写作,而本文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则是试图去寻找这四十年成长文学中启蒙意识的碎片,挖掘成长在意识形态下的书写空间,探讨成长命题是如何与个人、与社会相关联的。此外,本文也试图去搜集文学史上遗漏的有文学意义的成长小说,丰富这一时期成长小说的研究视野。绪论部分梳理了从延安到文革时期成长小说的研究状况,发现该时期的的成长小说研究至今还没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另一方面,本文试图厘清“成长小说”和“成长问题”,“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这两组关键词的含义。第一章从宏观层面讨论了关于成长问题的文学想象,延安时期至70年代文学中的成长方式呈现出一种仪式化的成长路径。主人公往往缺失了“肉身之父”而被外来的“精神之父”引领,甚至从一定意义来说,“肉身之父”和“精神之父”形成置换。成人仪式具有标志性的特征,往往是以“入团”或“入党”为标志。主人公成长的完结往往是个体到共同体的融合,具有革命教育意义的主人公形象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事业,达成了自己的使命,闭合上成长的圆环。第二章深度挖掘主人公的自我成长表现出碎片化的启蒙意识。一些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意象频繁出现在文本之中,如“母亲”意象、“枪”意象。成长个体的欲望本能和和游戏精神激扬出个体的生命形态,成长书写难逃“革命加恋爱”的范式。从孙犁和赵树理的写作样本中也看到了个体的自我觉醒,如小满儿和共同体之间的疏离和对抗(《铁木前传》),福贵在“刨穷根会”上歇斯底里的控诉(《福贵》),成为这一时期成长小说创作的异质空间。第三章探讨成长与社会问题的关联,成长本质上是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和碰撞。这一时期的成长小说中,成长问题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具有显著特点。成长者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充满革命化的特征,负责教育学生的教师和起到模范作用的学生都推动了革命化的学校教育的实现。革命歌谣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投射出他们的情感和思想;这些爱国歌谣往往有教育意味,引领成长者从个体走向共同体。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对革命书籍的青睐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可以说正是革命书籍中的政治思想让当时的青年纷纷涌入到革命浪潮之中。此外,红色时期作家的创作始终与社会在积极互动,从版本的反复修改中看出作家对意识形态的积极响应,本土的作家也在吸收来自苏联的文学养分。结语部分进一步讨论了延安至“文革”时期成长创作的文学价值,以及和后来的成长创作跨时空的对话关系,对这一时期的成长创作研究提出展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