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后,面临着经济结构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新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带动技术结构的变化,影响就业结构的转换,从而带来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调整。而人力资本则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支撑要素,对其升级进程起到决定性作用。但高等教育快速调整与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差异、区域资源条件差异等多方面因素耦合作用导致了诸如人才短缺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高等教育资源短缺与配置失衡并存等现象,使得提高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性成为社会各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是否能够适应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内在要求,对于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高效发展以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此,本研究运用系统管理理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产业结构理论、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等,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分机理分析、测度、内部效应分析、溢出效应分析、路径选择五个层次,对我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问题展开系统的分析与探究。主要结论如下:(1)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从内涵上来说,协调发展是两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也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使两系统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达成理想状态的过程。市场调节机制和政府调控行为分别是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主要的内、外部动力,决定着两系统协调发展的路径和模式。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内外部效应具体表现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各类效应以不同的方式和作用强度推动着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2)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作用存在显著的时间差异和地域差异。(1)从协调度的静态特征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度水平不高,取值范围在0.43-0.49之间,总体处于中度协调状态。(2)采用核密度估计曲线对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分析表明全国的协调度总体水平呈下降趋势。(3)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地区差异显著,呈“东部高西部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泰尔指数分析显示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由地区内差异引起。区域内部差异最大的是西部地区。(4)对各个地区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度的收敛检验结果表明各地区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度有集聚分布的趋势。(3)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但总体而言内部效应有待加强。首先,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带来的人力资本增量显著促进了经济规模的增长,且二者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各产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总量呈上升趋势。其次,按三次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将高等教育学科门类划分为三类,在此基础上基于协整理论的分析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协整效应,但协调发展的程度还有待提高。第三,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产业结构基本匹配。(4)高等教育发展相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存在时间滞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采用Moore结构值和灰色关联时滞分析显示,由1997-2013年高等教育科类结构Moore值构成的行为序列与1988-2004年的产业结构特征序列关系最紧密,即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联动的滞后时间达9年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水平。(5)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显示,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度明显具有正向集聚效应。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度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空间权重矩阵选择人力资本权重矩阵和经济发展权重矩阵。空间计量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将协调度作为技术进步的影响因子引入到经典的生产函数模型中,构建协调度的空间杜宾模型,对协调度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再检验。通过以上实证检验,证实了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过程中的溢出效应在现实中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