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31-1945年抗日战争这一重大历史意义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与中国民族主义交互作用下的中美关系的历史为核心,兼论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以来美国理想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互动历史,从思想文化史而不单纯是政策史的角度切入,在国际政治尤其是西方列强所控制引导的东亚政治格局演变的背景下,以美国理想主义的对华政策为基点,试图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而来探讨本时期中美关系的起源、框架、内容、实质和影响,强调民族主义制导下的抗日战争和现代民族国家重建背景下的中国为美国理想主义的首次全面实践提供了大规模的试验场,在内涵和模式两个层面赋予美国理想主义全新的内容；同时在美国理想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呼应与冲突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在目标、原则和手段上得以全面发展。可以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引导美国走出孤立主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自太平洋战争后,成为美国走向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不归路的动力因素之一。从美国作为西方扩张主义一分子初到中国之始,美国对华政策就开始显示出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被解释为“中美特殊关系”的起源所在。在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义和团运动出现后,一向奉行孤立主义原则的美国理想主义表现出国际主义的取向：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卷入远东政治,提倡经济自由、倡导“保全”中国,声称欢迎一个强大、统一、自由的现代中国,充分体现了基督教使命观引导下美国理想主义的“伪道德”特征,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视野里树立了一个“美丽帝国主义”的形象。同时,美国还设计了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华盛顿体系,企图引导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并重塑一个不讲求势力范围、强调集体安全的东亚国际格局。这样,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美国基本确立了理想主义的对华政策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1931—1945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全面发展的时期。本文认为,在这个历史时期,美国对华理想主义政策在方法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之争,一种可以称为孤立主义的“榜样”模式(“修道士”范式),强调践行美国理想主义原则的典范作用：一种可以称为自由国际主义“卷入”模式(“传教士范式”),强调美国理想主义原则的对外输出。其中自由国际主义“卷入”模式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基本上不卷入他国内政的“同盟”方式;二是卷入或企图卷入他国内政的“干涉”方式。1931—1940年是美国孤立主义取向的理想主义时代,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口益高涨及其对美国理想主义行动的热切期待,美国一方而在孤立主义的旗帜下声称只专注于自身自由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徒劳地反复申述纸而上的理想主义主张,却又不肯为这些主张的实践诉诸于实际行动,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中国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美国理想主义抽象原则的代名词。中国民族主义对美国提倡的各种理想主义原则或怀疑、或批评、或期待、或利用。由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屈斗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变化,同时在自由国际主义力量的驱动之下,从1940年起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终于把抽象的原则化为实际行动,与中国结成同盟,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平等独立的伟大斗争,并对中国民族主义在抗战中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做出呼应,竭力帮助中国树立国际上的大国形象,中美关系进入了“同盟”模式的理想主义时期,在本时期,美国在“大联盟”战略的指引下,以夺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胜利这一军事日标为核心,基本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中国民族主义要求与美国理想主义目标之间的冲突,大体上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认同。在“大联盟”的国际背景和“中国崛起”口标的刺激下,中国民族主义掀起了建设新国家的“中国梦”：一是独立、平等的自由中国梦；二是统一、强大的大国中国梦,这两大中国梦与抗战结束后中国国内掀起的民主、法治的宪政中国梦共同构筑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主体内容,在所有的列强中,美国对这些中国梦予以了最大支持,但同时也导致了美国理想主义对华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干预”方式的出现。从中美“同盟”关系时代开始,尤其在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逐步明朗化,美国理想主义关于改造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思想以及用自由主义改造中国的“自由发展主义”思想开始抬头,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中国内政。尤其在国共二战末期的冲突中,美国面临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矛盾,理想主义内部目标——民族自决与促进美国式自由——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美国抛弃了理想主义的一个方而即民族自决,而选择了理想主义的另一个方面——促进民主与自由,对此,中共从民族主义的现代国家重建的目标出发,基本采取了欢迎态度,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因为自身利益却予以明确的拒绝。在反法西斯战争尘埃即将落定之时,面对苏联的崛起,美国对华政策而临第二个更为棘手的矛盾——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美国到底是应该继续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造,还是在美苏争夺国际权势的现实主义斗争中获得一个自认为值得信任的盟友?美国选择了后者。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势力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理想主义关于民主重建中国的政策。从历史经验上说,即使美国选择促进中国民主改造这条道路,由于民族自决与促进美国式制度扩展之间的根木矛盾,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民族主义势力也不大可能接受美国对中国的改造,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悲剧几成定局。因此,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另一个国家身上,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处理国家关系最好的原则之一,而这恰恰是抗战末期以来美国理想主义对华政策自身的症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