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是前苏联著名学者巴赫金针对索绪尔客观抽象结构语言学(objective abstract structural linguistics)提出的语言研究模式。索绪尔为了确立语言学的科学地位，人为地将人类语言活动划分为抽象而有规律的语言系统(langue)与具体纷杂的言语(parole)，并且将语言系统作为语言学的唯一合法研究对象。巴赫金却认为，语言的实际存在方式是言语，而不是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言语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任意的行为，而是社会制约性行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言语／语篇，而不仅仅是语言系统。为了使自己的语言研究与索绪尔纯语言学(pure linguistics)区分开来，巴赫金将之命名为超语言学。与索绪尔语言学将句子作为观察语言的单位(unit)不同，巴赫金将表述(utterance)作为言语的观察单位并且指出对话性(dialogicity)是语篇的本质属性。然而，巴赫金的这些超语言学思想只是散落在他不同时期涉及不同主题的著作中，因此将它们进行整合并加以阐释显得十分必要。但与此同时，要想成为一种以探讨人类实际语言使用为旨趣的语言研究模式，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巴赫金只是侧重从哲学层面对语言使用进行宏观上的思考，而缺乏微观上系统细致的观察。其次，在应用方面，他仅仅运用超语言学思想对文学语篇(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语篇)进行了对话式解读，而将包括硬新闻语篇(hard news text)在内的众多公共语篇排除在他的“诗学—语言学”观照之外，甚至将公共语篇看成是与对话性小说语篇完全不同的、仅注重“真实性和客观性(authenticity and objectivity)”以及劝说效果的目的性语篇(teleological discourse)，不具备对话性小说语篇所具有的言语艺术(verbal art)。因此，公共语篇通常被认为是独白而非对话的。这同他后期所提倡的对话性与独白性相互渗透的思想似乎相抵牾。另外，巴赫金后期关于语篇对话性和独白性互相渗透、共生共存，相互之间只存在程度上差别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只是以笔记的形式存在，未得以深入阐述和系统发展。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对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思想做出相对系统的阐述，并将之置入当代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篇章语言学)所构成的背景中重新予以阐释(或曰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e))，旨在借鉴已有的理论和应用成果，建立一个以语言学为取向的对话性分析框架(linguistically-oriented analytical framework)。与此同时，本文以事实性(factuality)和虚构性(fictionality)为基准将硬新闻语篇与小说语篇看成一个连续体(continuum)的两端，并利用超语言学理论对硬新闻语篇的对话性进行解读，以期扩大以对话性思想为核心的超语言学在理论与应用上的解释力与覆盖面。在当代语言学理论中，本文认为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能够起到填补巴赫金超语言学和纯语言学研究之间空白地带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对巴赫金超语言学的对话性分析框架进行适当的发展，并重点对声音(voice)、表述(utterance)以及对话关系(dialogic relationship)这三个关键概念做出特定的阐述。以语言学为取向的语篇对话性分析意味着在分析过程中存在着理论指导下自上而下的观察和基于具体语言描述的自下而上的阐释这一双向活动，因此，在进行具体语篇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在语篇中能够标引出异质性声音(alien voice)的语言资源进行相对系统的描述。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英国出版的《星期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ph)的两个头版硬新闻语篇的分析，验证了重新语境化后的对话性分析框架的可操作性，同时也通过对话性分析揭示了硬新闻语篇产制过程中所承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原则的“虚构性(fictional)”本质。对新闻语篇进行对话性解读的现实意义在于，对话性分析作为一种批评性阅读策略对于培养公民“批评性读写能力(critical literacy)”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这种批评性能力有助于公众有效地应对当下由资本与权力共同制造并以合法化、惯习化的意识形态产品形式所推行的全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