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晚年被很多人称为“最后一个士大夫”,这几乎成了汪曾祺的一种“本质”,但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个称号从何而来,也很少有人去质疑这个说法的合理性。本文试图与这种本质性的认识进行对话,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对“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个说法进行追根溯源,进而发现不但这个说法从成立之初就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评论者对于“士大夫文化”内涵的理解也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一个士大夫”之所以被建构起来是知识分子自身认同和文学史叙述的需要。本文则认为这样的文化身份的建构有可能将汪曾祺做狭隘化理解之嫌。因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并不是全部都能被纳入“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个语词所指涉的范围。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以汪曾祺的文学文本为主要立论依据,以“士大夫”为切入点,既分析汪曾祺文学中符合“最后一个士大夫”称号之处,也指出与之相悖之处,旨在将汪曾祺其他风格和主旨的创作也放入人们的视野中。目的是打破对于汪曾祺的单一印象和简单化理解,将汪曾祺的丰富性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