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并在继承和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地创新。董仲舒从周朝兴衰及秦朝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结合汉代当时社会历史现实,总结出只有贯彻实行儒家仁义思想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一统,因此他系统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仁义思想资料,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仁义思想,对仁、义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认为仁义的法则是治世所要遵循的根本道德原则和最高法则,对仁义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本文从五个部分对董仲舒仁义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论文第一部分,对于董仲舒的生平及其著述做一简单考证。第二部分讨论董仲舒仁义思想的渊源。先秦儒家孔孟荀等人的仁义思想,是促成董仲舒独特仁义观形成的重要滋养。第三部分,讨论董仲舒仁义观的理论基础,即他的天道观和人性论。其一,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天”的自然性,认为“仁”与“义”是天的意志所在,是天所秉有的最高的道德准则,使“天道”具有了自然性和超自然性的双重意义。其二,董仲舒的人性论认为性是自然之质,包含“善质”“恶质”,因此人性要通过教化才能实现善,完成善,达到圣人之性。第四部分,论述董仲舒仁义观的基本内涵以及对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董仲舒的“仁”基本含义是“仁者爱人”、“以仁安人”,“义”则是“以义正我”、“义者,我也”,并对仁义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区分。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论文第五部分,剖析董仲舒仁义观的实践价值。董仲舒沿着政治实践的道路发展了“仁”,从“王道论”“民本思想”的角度阐述了其“仁政”理论;同时,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中的“义”,从义与利的关系角度对“义”在具体实践中的价值做了阐发。本文从董仲舒的“仁政”和“义利观”两个方面,分为三个问题来探讨其仁义观在具体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其一是他的王道思想。董仲舒认为具有“仁义”精神的“天”神及其所安排的自然界的秩序就是行王道的根据。而王道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进行教化,而仁德则是教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为人主者必须法天例行的王道最根本的一条。同时,治国要任人唯贤,这是直接关系到封建君主自身以及整个封建国家安危存亡的问题,能否广纳贤士,是关乎国家之成败、兴亡的大事。其二是其民本思想。董仲舒把儒家仁义学说与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巧妙地结合起来,用“天”的权威来约束天子,大力宣扬“君权神授”,并强迫其为了保住自身的权威而施仁于民。其三,董仲舒的义利观。他认为义与利都是人人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是,董仲舒却认为义重于利,而并不主张两者平等。同时,他还讲君主要“爱利天下为意”,要为民兴利。董仲舒的仁义观,站在天道的高度,首先论证人性“待教而善”,而又强调必须以天道的仁义之精神来对人实施教化。而仁义的精神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君循天道”的王道精神和“天立王以为民”的民本精神;体现在伦理生活中,则延伸为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思想。董仲舒的仁义观,在中国儒学史上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