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小说史的视野,余华式的“文体实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成果,仍在于为他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提供了一批类型独特、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余华几乎选择了清一色的底层人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渺小而卑微,深陷死亡与灾难的包围,无力地活着,委屈地死去；在命运的拨弄下,几乎难于摆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生结局。在前期小说中,余华看重故事的讲述,人物的言行、思想受到叙述者的压制,呈现出“扁平”状态；后期小说中,余华看重人物的塑造,叙述者在故事本文中隐身,人物的言行、思想得以凸显,呈现出“圆形”状态。作为先锋派作家,余华同样偏爱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来讲述其笔下“小人物”们的人生经验,主要表现在情节设置的“荒诞化”处理和象征、隐喻功能的深度开掘：余华喜欢设置种种颇具超现实主义意味的情节与场景来展示其笔下主人公们人生苦难的“非常”状态(深度与广度),更乐于将他们的人生苦难的思考超越现实、历史与文化的维度,推向人类终极思考的层面。余华深谙叙事话语对于小说本文的“特权价值”,善于运用象征、反讽等多种修辞手法,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人物与故事的震撼性印象。同时,余华合理地调配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善于把握叙事节奏,使小说文本呈现出时序时距、疏密有致、起伏涨落的叙述特征。余华的童年经历培养了余华所特有的阴柔、敏锐的艺术气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及其创作规范为他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有力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