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县衙中虽有县令或知县、主簿、县丞、县尉等官员,但更多的却是从事日常工作的公吏。所谓公吏是公人和吏人的合称。宋神宗熙宁之前,县级公吏的来源是差、募兼行,熙宁后,基本上是募役。宋神宗时期开始实施“仓法”,南宋时,这一做法基本上得到继承,并将其推广到县级公吏。但这一法令并未得到有效的贯彻,当时的县级公吏大多还是没有稳定的俸禄的。宋代县级公吏开始出现了专职化的倾向,在文书档案管理方面,县衙里有专门负责文书档案的制作和保管工作的文书吏。宋朝廷虽然对文书档案的集中十分重视,比前代控制的更为严格,但在县衙,却出现了大量的公吏利用文书档案进行犯罪的案例。这些犯罪主要表现在赋税文书档案的犯罪以及刑狱文书档案的犯罪等方面。这些职务犯罪不仅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而且也影响了宋朝廷的公信力。为此,宋朝廷采取了诸如强化县级官府对文书档案的保管以及加大惩治力度等措施。在县级司法刑狱方面,就是公吏的职权越来越大,在县级司法审判的各个阶段,都有他们的身影。公吏参与司法审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宋代县级官员不足的弊端,却也是造成县级司法刑狱黑暗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伴随着宋代公吏的专职化倾向,宋代基层社会也出现了吏与官、吏与民的复杂的关系。虽然县级公吏的职务犯罪愈演愈烈,但宋王朝在基层却没有形成一套较完善的制约机制,宋王朝虽也制订了细密的法规,以遏制胥吏的“职务犯罪”,但其具体操作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县级公吏违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