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已经脱胎于摸索成长的道路,逐渐成为各方表达与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一发展有利于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行使,也揭示了信息治理领域的一些矛盾。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如何在“个人—媒介—政府”的三元结构下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使这一基本权利免受来自平台与公权力的侵害?具体而言,对言论自由的侵害可细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公权力借助媒介实施的间接规制;第二是媒介滥用优势地位的社会公权力行为。第一部分“互联网内容规制的宪法基础”梳理了互联网背景下的言论自由的内涵、保护要求及国家规制的正当性。互联网背景下的言论自由权利内涵与现实环境下基本相同,本质上依然具有基本权利属性及政治权利属性。其中,基本权利属性要求国家既不得限制言论自由,同时采取主动行为保护表达行为;政治权利属性则反映出言论自由这一权利的保护价值。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特殊保护价值在于信息传输的高效性、开放性及畅通性;这种特性如果不加以规制,可能损害其他权利的实现,同时出现沉寂化现象。第二部分“互联网言论自由保护的法律设计”展开论述了法律如何借助互联网平台保护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分析进路从内容导向转变为媒介导向,即确定媒介的特殊属性后,再基于媒介的特殊属性确定适用的言论自由标准。互联网这一媒介的特殊属性一方面是承载信息的庞大量级,另一方面则是平台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处于可直接操作信息的优势地位。互联网平台处在可追责的“技术看门人”地位,这使得法律摒弃传统的直接保护方式,转而采取平台附带审查的间接保护方式。第三部分“互联网信息内容的规制途径”从法律与互联网平台两个层次梳理了言论保护思路的具体表现形式。法律的保护体现为免除平台的间接责任,确保言论自由基础设施的平稳运行;典型例子为CDA230及其后所确立的“避风港”规则。法律对信息的规制模式从“个人—政府”的二元结构转变为“个人—媒介—政府”的三元结构,即法律依托平台间接地规制互联网信息内容;典型例子为德国对互联网平台课加言论审查责任的互联网立法,以及我国采取的“以网管网”规则。互联网平台则依据相应的法律规范开展规制,规制措施主要包括平台准入规则、事前的过滤机制、已发表内容的处理机制。第四部分“互联网言论自由法律规制的缺陷”是对第三部分的规制方式进行评价。法律规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法律的间接规制具有指向隐蔽的固有弊端,不符合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第二,内容审查标准的模糊性可能产生“寒蝉”效应;第三,信息规制理念存在局限性,有可能堵塞信息交流、阻碍公共辩论的顺利进行;最后,互联网平台并不具有判断违法内容的主体资格,内容审查存在困境。而互联网平台的技术规制的问题,则表现为协议制定、过滤机制与举报机制具有不当干预用户言论权利的风险。对于以上互联网平台滥用其优势地位的行为,本文认为:互联网平台基于其优势地位与私主体之间的协议关系,对用户具有支配力,这种事实性权力属于社会公权力。根据社会公权力理论与权责一致原理,平台应当承担与事实性权力相匹配的基本权利保护责任。第五部分“互联网言论自由规制的完善路径”延续第四部分提出一些可能的完善角度与途径。关于法律基于平台对个人实施的间接规制,如果法律规制的对象涉及言论自由,则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使规制合乎法治精神;法律对平台课加的附带审查责任标准也应当合理化。关于互联网的技术规制问题,可以在法律引导下交由行业协会解决,发挥国家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及行业规则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