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与“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对“扒窃”的规定简单,解释不明,需要进一步解释。在我国刑法语境下,对“扒窃”规定的解释存在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两种路径。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相比较,根本的不同在于理念与“诠释学”视角。在我国立法“定性+定量”模式下,形式解释“扒窃”存在严重弊端,而实质解释“扒窃”更具合理性。实质解释“扒窃”应在刑法谦抑、“善”等理念引导下,在文理解释的限度内,采取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进行；同时,受刑法第13条“但书”规制,任何犯罪成立都需要在“量”上达到一定危害程度,而传统的四要件、德日三阶层均不能契合这一规范要求,所以借鉴陈兴良教授“罪体+罪责+罪量”三要件思路,实质解释扒窃可以在“定性+定量”犯罪论体系内进行。其中“定性”解决的是行为该当性、违法性(有无)、有责性(有无)问题,“定量”回答的是危害程度是否“应受刑罚惩罚”。实质解释“扒窃”,可以得出“扒窃”入刑是为了保护人民财产、规避潜在的人身危害、增强人民出行安全感的结论,即立法目的；同时,也能找到“扒窃”与“抢夺”的界线。根据立法目的与体系协调要求,“扒窃”以“非法占有目的”必要,其中,“公共场所”应以“传播说”为界定标准,“随身携带物”以“随时可能支配说”为确定准则,“手段”则以“平和说”认定为宜。对“定量”要件的判断是法定范围的,建立在社会主流伦理价值与普遍经验基础上的、概括的、个体的判断,主要从违法程度与有责程度两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