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古中国,尤其是先秦时期,是中西方社会文化思想产生的源头,当前诸多文化与学术思想都在彼时进入了萌芽期。语言哲学思想亦是如此。本文即在语言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前提下,认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发展的语言哲学思想也必然不同,从而最终导致了整个语言学体系的差别。本文便从双方思想的源头出发,站在当时的视角,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对中西方语言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并且通过比较,尝试重新审视不同思想源流对现代汉语研究的意义。全文共分七章与结语部分。第一章首先强调了本文的选题缘起,留意到西方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在与汉语的实际结合中,往往并不那么顺畅,有格格不入之嫌。因此考虑回溯源头,从双方文化形成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比较来发现差异。在现有的学术论著中,抱有与本文目的性和前提类似的研究,往往并没有从中西方思想源头的比较这一切入点出发；而已有的针对古中国与古希腊语言哲学思想对比研究的论著,却并没有从整体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考虑文化传统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意义。第二章主要从双方语言本体和背景出发进行比较,认为汉语文字以表意为主,容易使人从意义上进行理解,从而产生与现实的联系。在遣词造句方面,汉语以语词为中心,注重意会,讲究以意统形,完全没有形态变化。在论说方式上,汉语富含诗意,突出比喻,富含人生体验,导致意义多样化,语义的确定性减弱。与此同时,古希腊语则截然相反,文字是记音符号,难以产生除形态外的任何联想。句子结构严谨,以形态变化为主。语义清晰明了,以论辩为目的,从而歧义较少。最后强调双方在政治制度这一基本背景上的差异。第三章与第四章都是从具体的语言哲学思想上进行比较。对比了双方,及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语言观的差别和正名的不同目的。在语言观上,本文通过比较认为双方总体上都有一种消极的语言观。老子认为天道是难以用语言来言说的,只能将语言作为一个暂时依附稳定概念的工具,人与自然不经过任何中介的融合才是完美的状态。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意会才能了解事物的精华实质,并且通过“非言非默”来诱使人们跳出语言这一框架,达到“体悟”的境界。古希腊早期的学者也纷纷持有类似的态度,对语言得出了一系列极端的结论。这些结论因为否定了语言,从而无法用语言来进行论辩与证实,于是难以延续并发展。与此同时,孔子与墨子却在意识到了天道不可言之后,转而投向语言积极的一面,以经世致用为其目的。在正名这一点上,双方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古希腊人注重的是“名”从何处来,考虑的是“名”的来源是否“正”。而先秦诸子思考的则是“名”的社会功用,尤其是在为政的层面。即便是纯粹性更强的名家,其出发点也是为了社会政治的目的。第五章与第六章便是透过语言哲学思想的表面,从其背后所隐藏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文化的差异进行对比论述。第五章主要是对于双方修辞观背后的“诚”与“术”进行比较,汉民族的修辞本质上是避免抽象化,并不适合纯学术的发展；而古希腊人的修辞则更倾向于推理,辩证思考。在这一现象的背后,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民族世界观的差异则是人在语言中施加影响的终极体现。汉民族的“有机整体的宇宙观”体现的是一种融合的思想,人始终参与其中；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则是以追求本原为目的的,将万物同一化、普遍化,从而追求一种普世的理论。文化的差异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化观念的差异,汉民族的文化从来都是一种笼统、缺乏严整的概念系统,注重实际的应用,“道”在不断变化中与万物相辅相成；古希腊人追寻的是“逻各斯”本身,在不断地发展中将这一先验存在中所包含的东西逐步细分。其次是文化目的性的差异,汉民族看重的是意会,“意”本身才是其目的,而非语言这一工具；古希腊人则追求确定性,需要清晰的条理,通过研究语言可以达到“逻各斯”。最终是文化内核的差异,汉民族的文化是建立在社会伦理这一基础上,注重的是目的；古希腊的文化是建立在求知的基础上,注重的是原因。第七章是从双方不同萌芽的发展角度进行的对比,这一点在前人的论述中较少涉及。在萌芽期,中西方的语言哲学思想都是以判断为主,而非具体的研究,从全局上来看,这一时期可谓双方语言学最为接近的时刻。古希腊自此便走上了一条不断将零散思想具体化,从而形成一门学科的道路。汉民族则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选择了儒家思想,而这一思想却往往被语言学研究所忽略。我们往往站在当前的角度,来拾取那些符合当前主流,却埋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遗产,而不是从发展的角度去衡量判断汉语语言学的核心思想。事实上,儒家思想在影响中国两千年的过程中,早已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汉民族的语言学传统,也与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然而,儒家思想体系所包含的人文主义精神,却在当前的语言研究中被摒弃了。最终,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事实上,在语言哲学层面,我们能够讨论的问题,多数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为先人所涉及了。而在之后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双方的语言学没有朝同一个方向发展,并非偶然,而是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必然。汉民族的文化体系追求的正是应用,是目的,因此其语言学也应当从功能的角度来讨论。古希腊的文化体系追求的是本质、是原因,所以其语言学便产生了复杂的形势分析。因此,我们必须将人文内涵与结构阐释归于功能之下,方能以此为基础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