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报人出身的职业小说家,作为“小说界革命”旗帜下脱颖而出的“小说界巨子”,作为晚清最为多产且极富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的新小说家,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新小说创作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趼人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中国近代小说从古典到现代嬗变期的过渡性特征。吴趼人小说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广阔的开拓空间。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把吴趼人小说放置在晚清社会文化转型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首先考察上海租界特殊的文化环境和吴趼人作为报人与职业小说家的文化角色及其炽烈的社会情怀;进而从现实批判、道德救世、乌托邦理想三个层面系统地梳理吴趼人小说的主题意蕴,力求全面、立体、客观地挖掘出其所涵盖的思想内蕴;继之对吴趼人小说文本体现出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新的叙事特征与文体意识作系统的纵向与横向考察。研究方法上,试图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历史文化研究与叙事学、文体学研究结合起来,既注意晚清社会文化与新小说这一“面”的横向考察,又着意突出吴趼人小说这一“点”的深挖,并始终将吴趼人小说置于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艰难嬗变过程中作动态考察。实证分析与文本细读是本文的两个主要立足点,“回到原初”的历史感和“论从史出”的学理化是笔者写作本文时的追求。 上海租界的繁荣与文学消费市场的形成、小说传播方式的改变与稿酬制度的形成、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小说观念的改变等,为吴趼人走上报人小说家的人生道路提供了历史契机;家道中落的艰难生存境遇逼迫吴趼人“未弱冠”即出来闯世界,遂心杂学与多才多艺的文化素养及愤世嫉俗与风趣幽默的性格特征,又使其适合从事报人与小说家这一新型职业。作为一位富有社会良知的职业小说家,吴趼人有着浓重的忧患意识与炽烈的社会情怀。 吴趼人小说的主题意蕴分为三个层面:现实批判、道德救世、乌托邦理想。 ii暴露与批判是晚清新小说创作的主基调,吴趼人小说的现实批判主题主要聚焦于家庭、官场、政治、洋场等领域的“怪现状”,机锋所指,尤在批判病入膏肓的晚清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沦丧。吴趼人小说的现实批判主题背后的价值支点是“我固有之道德”,而其用以疗世救世的药方即是“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以拯救道德而达于救世救国,是中国传统文人奇特的政治假想,包括吴趼人在内的晚清众多新小说作家未能摆脱这一道德救世情结。吴趼人所倡导的“我固有之道德”实际上是以上古经子著作中较合理的部分为基础的一种经过近代化包装的改良道德,但无论是对“忠孝节义”的泛情化与人性化解释,抑或是对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的道德治化思想的过分倚重,都难以实现其“补天”梦想。于是,吴趼人将目光穿越时空隧道投向未来之旅,通过“文明境界”勾画出一幅科技与政教乌托邦蓝图,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晚清众多仁人志士为之魂牵梦绕的关于祖国富强乃至世界大同的时代大叙事之中。在 20 世纪之初出现的取材未来“新中国”想象的乌托邦小说中,吴趼人笔下的“文明境界”最为引人入胜,识见也高人一筹;其心目中“理想国”的理想模式——东方传统道德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完美结合,寄寓着作者希冀中国繁荣富强的美好梦想。吴趼人小说在叙事艺术和文体试验方面勇于探索,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他创作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主人公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情景贯穿全篇的长篇白话小说,在视角运用上首次超越了传统章回小说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情景,并以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向雄视千载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的“说书人”的权威发起了有力挑战;他较为娴熟地驾驭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具备了较为自觉的限制叙事意识。限制叙事的大量出现,表明叙述者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权力实行自我限制,这必然导致叙述者权威性的削弱,于是,权力受限的叙述者又大量运用叙述干预手段来加强叙述的可靠性。这一中国近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是过渡期文学创作的表征之一。吴趼人还以自己出色的创作实践为改变传统叙述线性的时间模式作出了努力,为拓展与深化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空间做出了无法替代的历史性贡献。吴趼人小说的文体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纯洁小说文体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