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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国家学派"在批评"社会中心主义"范式忽视国家自主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以"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回归国家学派"的代表学者,斯考切波与诺德林格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上均强调"国家中心主义"国家观,他们指出国家并非只是反映社会利益集团诉求的政策平台,而是具有相对于社会的潜在自主性.但在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具体构建中,由于两位学者"先验性"地运用了结构与能动两种不同范式,因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自主性观点,即"国家制度主义"和"真正的精英主义".斯考切波与诺德林格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系统构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国家概念、国家目标、国家能力.在结构性范式的指导下,斯考切波强调国家概念的结构自主性内涵,组织自为形成的国家目标以及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制度能力;在能动性范式的指导下,诺德林格强调国家概念的官员自主性内涵,官员偏好形成的国家目标以及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官员策略的运用.因此,本文以国家概念、国家目标、国家能力为比较分析点,对斯考切波与诺德林格的具体国家自主性观点进行系统比较分析,从而研究构建国家自主性理论所运用的范式差异.
在国家概念上,斯考切波与诺德林格对国家的定义都以韦伯主义国家观作为概念分析的基础.但斯考切波认为国家本质上是结构自主性国家,她指出国家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组织,具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强制性力量.同时国家通过其制度结构能无意识地影响社会的组织构造.从这两种角度出发,斯考切波对国家的理解形成了内涵完整的概念.诺德林格认为国家本质上是官员自主性国家,从个体主义方法论出发,诺德林格对国家进行了定义,他指出公共官员作为国家的行为主体,能够摆脱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并作出对社会具有约束力的决策.
在国家目标上,斯考切波强调国家目标来源于国家这一组织结构的自为逻辑,并且他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将国家目标划分为"内向意义上的政治逻辑",即维护现存统治秩序;"外向意义上的安全逻辑",即保障国家安全并参与国际竞争.诺德林格并未直接运用"国家目标"这一概念,而是将与国家目标具有同等内涵的国家偏好这一概念运用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构建.诺德林格主要分析了国家偏好的具体形成过程,国家偏好来源于官员个体的主观偏好,虽然官员个体偏好具有分歧与差异,但个体偏好经过加权平衡后便能上升为国家偏好.因此,官员个体偏好对国家偏好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与国家偏好具有同等内涵的国家目标,其根本上也是由官员个体的偏好所决定.
在国家能力上,斯考切波强调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制度能力,并且国家能力具有基础性能力和单项国家能力之分.她指出,国家的强制性能力、汲取资源能力、渗透社会能力、官员行政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能力,而基础性能力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绩效体现,并且国家的基础性能力与国家制度安排的优化与否呈正相关关系.在特定政策领域中,国家某种制度结构的存在与否对于单项国家能力的强弱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国家在特定政策领域内的制度能力是单项国家能力的主要体现.诺德林格则认为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官员策略的运用,根据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分析框架所构建的三种国家自主性类型,官员策略的运用又具体体现为官员强化一致性偏好策略、官员消除分歧性偏好策略、官员逆社会偏好策略.官员强化一致性偏好策略即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一致时,公共官员运用策略强化这种非分歧偏好,官员强化一致性偏好策略的运用无法明确反映出国家能力的强弱;官员消除分歧性偏好策略即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存在部分分歧时,官员运用策略将分歧性偏好转变成为一致性偏好,使社会偏好与国家偏好保持一致,官员消除分歧性偏好策略的运用能够体现出强大的国家能力;官员逆社会偏好策略即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存在根本分歧时,官员不顾社会行为者的反对,运用策略将自我偏好上升为国家的权威性行动,官员逆社会偏好策略的运用体现出的国家能力最强.
在对斯考切波与诺德林格范式运用和具体观点差异的系统分析基础上,本文最后指出,虽然两位学者的范式运用各有侧重,但他们在分析国家自主性过程中均考察了结构与能动要素的综合作用.斯考切波在宏观结构视角下也分析了能动性因素,她认为精英个体和团体的能动性作为一种偶然性因素对于社会革命的发生具有不可预测的作用;其次,政治精英的能动性创造对国家建设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诺德林格在以公共官员的策略视角来分析民主国家的自主性时,他也强调成熟的宪政民主规则是其研究民主国家中公共官员能动性行为的必要前提;其次,官僚精英集团面对社会偏好所采取的一致性行动,也必须受到国家制度规则塑造和制约.因此,在结构与能动范式的运用上,斯考切波与诺德林格均注意到在结构与能动的互动视角下来构建国家自主性理论.
在国家概念上,斯考切波与诺德林格对国家的定义都以韦伯主义国家观作为概念分析的基础.但斯考切波认为国家本质上是结构自主性国家,她指出国家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组织,具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强制性力量.同时国家通过其制度结构能无意识地影响社会的组织构造.从这两种角度出发,斯考切波对国家的理解形成了内涵完整的概念.诺德林格认为国家本质上是官员自主性国家,从个体主义方法论出发,诺德林格对国家进行了定义,他指出公共官员作为国家的行为主体,能够摆脱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并作出对社会具有约束力的决策.
在国家目标上,斯考切波强调国家目标来源于国家这一组织结构的自为逻辑,并且他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将国家目标划分为"内向意义上的政治逻辑",即维护现存统治秩序;"外向意义上的安全逻辑",即保障国家安全并参与国际竞争.诺德林格并未直接运用"国家目标"这一概念,而是将与国家目标具有同等内涵的国家偏好这一概念运用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构建.诺德林格主要分析了国家偏好的具体形成过程,国家偏好来源于官员个体的主观偏好,虽然官员个体偏好具有分歧与差异,但个体偏好经过加权平衡后便能上升为国家偏好.因此,官员个体偏好对国家偏好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与国家偏好具有同等内涵的国家目标,其根本上也是由官员个体的偏好所决定.
在国家能力上,斯考切波强调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制度能力,并且国家能力具有基础性能力和单项国家能力之分.她指出,国家的强制性能力、汲取资源能力、渗透社会能力、官员行政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能力,而基础性能力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绩效体现,并且国家的基础性能力与国家制度安排的优化与否呈正相关关系.在特定政策领域中,国家某种制度结构的存在与否对于单项国家能力的强弱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国家在特定政策领域内的制度能力是单项国家能力的主要体现.诺德林格则认为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官员策略的运用,根据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分析框架所构建的三种国家自主性类型,官员策略的运用又具体体现为官员强化一致性偏好策略、官员消除分歧性偏好策略、官员逆社会偏好策略.官员强化一致性偏好策略即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一致时,公共官员运用策略强化这种非分歧偏好,官员强化一致性偏好策略的运用无法明确反映出国家能力的强弱;官员消除分歧性偏好策略即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存在部分分歧时,官员运用策略将分歧性偏好转变成为一致性偏好,使社会偏好与国家偏好保持一致,官员消除分歧性偏好策略的运用能够体现出强大的国家能力;官员逆社会偏好策略即当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存在根本分歧时,官员不顾社会行为者的反对,运用策略将自我偏好上升为国家的权威性行动,官员逆社会偏好策略的运用体现出的国家能力最强.
在对斯考切波与诺德林格范式运用和具体观点差异的系统分析基础上,本文最后指出,虽然两位学者的范式运用各有侧重,但他们在分析国家自主性过程中均考察了结构与能动要素的综合作用.斯考切波在宏观结构视角下也分析了能动性因素,她认为精英个体和团体的能动性作为一种偶然性因素对于社会革命的发生具有不可预测的作用;其次,政治精英的能动性创造对国家建设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诺德林格在以公共官员的策略视角来分析民主国家的自主性时,他也强调成熟的宪政民主规则是其研究民主国家中公共官员能动性行为的必要前提;其次,官僚精英集团面对社会偏好所采取的一致性行动,也必须受到国家制度规则塑造和制约.因此,在结构与能动范式的运用上,斯考切波与诺德林格均注意到在结构与能动的互动视角下来构建国家自主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