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GDP一直保持8%左右的高增长,但就业增长率却没有被带动,呈现就业弹性大幅下降趋势。对就业弹性的研究发现,我国就业弹性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更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下降趋势更加明显。为解释上述现象,本文以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为背景,从政府干预角度构造了一个解释我国低就业弹性现象的理论框架。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是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的紧密结合,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有干预动机和干预能力。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激励了地方政府采用政府干预手段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实现短期内GDP的高速增长和税收的超增长。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及其引致的资本深化,虽然带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同等程度带来就业的增长,从而导致就业弹性过度降低。基于这个理论框架,本文了提出三个理论假说。假说1是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假说2是政府干预影响资本深化,假说3是政府干预通过资本深化影响就业弹性。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Acemoglu渠道识别方法,计量结果表明资本深化是政府干预导致就业弹性降低的主要渠道,证实了理论假说。从趋势上看,如果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持续上升,那么政府干预将通过资本深化引致就业弹性持续下降。为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只有改变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才能有效控制政府干预的方向和力度,推动就业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