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佛法东来,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佛教在中国发展至极盛。佛教在唐代的兴盛,有佛教徒的自身努力,也离不开国家的干预和引导。世俗皇权与宗教世界相互影响,构成了唐代佛教和世俗日常生活乃至精神层面的独特风景。隋末唐初,历经战乱的佛教势力虽受到不小伤害,但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与佛教相关诏敕的颁布,正表现出新兴唐政权对佛教的重视。在全国政治基本统一之时,唐高祖逐步推行其限制佛教的政策,除了重新排定儒释道位次,还进一步推行“沙汰佛道”的强力措施。至唐太宗、高宗统治时期,李唐政府逐渐形成了系统、完备的佛教政策,以实现国家宗教为目标,更加强调律、令、格、式对佛教的制度性监管。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宗教法律《道僧格》的制定与颁行,即充分显示了最高统治者管理佛教的强烈决心。同时,在精神文化层面,统治者也努力将佛教纳入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体系之中,以实现对佛教更深层次的驾驭。唐初君王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并不意味着要消灭佛教,实际上是对佛教发展的一种限制性调控。佛教虽能发挥神化王权、教化黎民、纯净风气等积极作用,但也会给社会及经济带来种种弊端。因此,朝廷一面弘兴佛教以运用宗教力量辅佐政治,一面全面监管佛教以提升及巩固政权,充分扬其利、除其弊。唐初统治者政教兴修,制定的理性佛教政策,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对李唐王朝与佛教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合理佛教政策的引导,促使佛教在民间社会的蕴蓄和生根,也加快了佛教中国化、国家化的进程,使得佛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李唐国家也因佛教的国际影响,提升了国际地位,增强了世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