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全球化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上掀起了并购浪潮,与此同时商誉规模也大幅攀升。上市公司账面商誉数额越大,其隐藏的减值危机亦越大。2014年以后,商誉规模更是呈爆发式增长,商誉减值暴雷事件也层出不穷,这不仅吞噬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利润,也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中国证监会2018年11月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文件中,要求上市公司对商誉减值风险进行提示。中国财政部2019年3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誉减值监管的通知》中,再次强调加强各监管机构对商誉减值事项的监管。因此,研究商誉减值确认中的监督机制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基于此,本文从外部监督的视角,研究不同监督机制对管理者在商誉减值决策中的自由裁量权的约束作用,进一步探寻规范商誉减值会计行为的方法和机制。本文通过对2008-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在管理者对商誉金额的操控层面,外部审计师在约束管理层商誉减值激进行为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在约束管理者规避商誉减值的行为方面并无显著的效果。而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对商誉减值规避行为和商誉减值激进行为均能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2）在管理者利用自由裁量权操纵商誉减值确认时机的方面,在分析师跟踪人数多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中,管理者对商誉减值计提及披露时机的操控程度将受到更多的外部约束,管理者延迟确认商誉减值的问题会得以缓解,商誉减值的信息能更及时的传递至资本市场中。而外部审计师在管理者推迟确认商誉减值这一行为上并未发挥其有效的监督作用。（3）进一步研究不同外部监督机制对管理者商誉减值裁量权的内在作用机理发现,外部审计师和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通过抑制管理者基于自身声誉的关注度而做出的操控商誉减值的行为,进而对管理者商誉减值自由裁量权产生约束作用,而证券分析师是通过抑制管理者盈余管理动机来约束管理者商誉减值裁量权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外部监督方式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更显著的监督作用。综上,外部审计师作为资本市场的守护者,在对管理层滥用自由裁量权操控商誉减值行为的监管方面尚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作为第三方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外部审计师监督的不充分和不全面问题。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部门如何更深层次加强商誉减值监管,确保商誉减值测试制度得以有效执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