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是促进证券市场有效运行的一种重要机制。证券分析师通过实地调研获取一些公司年报等公告中所没有披露的信息,通过专业技巧处理这些信息并及时将这些信息通过分析师报告、评级、预测等形式将信息传递至股价中去,以促进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投资者可以从分析师报告中看到评级、预测等信息,这两者是分析师对所跟踪股票的精华信息,但是分析师是如何得到这两者信息尤其是估值、评级的信息,我们知之甚少。本文以PE模型切入点检验了分析师的评级与预测盈余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问题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本文以PE模型为视角检验了分析师的评级与预测盈余之间的关系。分析师给出评级前最重要的步骤是估值,Ohlson模型等估值理论表明,对未来的预测盈余是估值所需的基本且重要的信息。分析师预测盈余是未来期盈余预测值的最好替代(Beyer et al.,2010),而PE模型是我国分析师最常用的估值模型,在使用PE模型估值时,分析师、投资者通常是根据预测盈余和当前的股票交易价格并结合行业PE倍数以计算得到股票的内在价值,并与当前交易价格比较以判断股票当前价格是否合理。使用PE模型得到的估值结果与分析师最终给出的评级是否一致值得研究。第二,本文以重仓股为切入点检验了基金业绩对分析师评级与预测盈余之间关系的影响。基金业绩与基金经理自身利益休戚相关,名列前茅的基金业绩既能在短期内为基金经理带来不菲的收入,也为基金经理以后顺畅的职业发展铺平道路。基金经理用尽各种合法的方式去追求好的业绩,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媒介——分析师,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基金经理的压力。文献表明年末的基金业绩排名迫使分析师出具更乐观的评级(洪剑峭、张新,工作论文),那么基金业绩是否会影响到分析师的估值过程呢?本文以大样本检验了基金业绩对评级与估值之间关系的作用。第三,本文探讨了基金重仓股能够影响评级与预测盈余之间关系的背后原因——基金分仓。分仓收入是券商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佣金的主要来源——基金分仓自然成为各大券商你争我夺的对象,这种试图赢取基金分仓的竞争必然影响到分析师报告。基金分仓的决策权使得分析师所在券商和个人均在很大程度上屈服于基金经理的意见,因此分析师也落下了“机构的分析师”的恶名。基金分仓会使得分仓处券商分析师的评级和预测盈余更加乐观(Gu et al.,2013; Firth et al.2013),那么,非分仓处的分析师的估值是否更加客观、独立?本文检验了分仓业务对分析师关于基金重仓股的评级与预测盈余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使用2007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源自WIND的分析师数据,本文以PE模型为视角检验了我国分析师评级与预测盈余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分析师对股票的预测盈余越高,分析师更有可能给出高的评级。(2)基金经理追求好的基金业绩这一动机对分析师在估值、评级过程中对预测盈余的使用情况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与非基金重仓股相比,分析师对基金重仓股给出的评级与预测盈余的关系更弱。基金业绩是基金经理向分析师施加压力、影响分析师估值过程的重要动机。基金业绩既影响着基金经理日后的职业发展也与基金经理的薪酬密切相关,证券分析师报告自然成为基金经理用以争取高的基金业绩的手段,分析师的估值过程不可避免的也受到这一利益冲突的影响。这种情形下,估值、评级的过程则减少了对预测盈余的使用。(3)分仓是基金向分析师施加压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基金重仓股,与分仓处券商分析师相比,非分仓处券商分析师的评级更依赖于股票当时的预测盈余。分仓收入是券商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基金是券商分仓收入的优质客户,两种机制的安排使得分析师报告不得不屈服于赢取基金分仓的压力——券商通过对分析师的收入分配制度、分析师报告必须以券商研究所的名义发布。分仓不但影响评级,分析师的估值过程也受到基金分仓的负面影响,以往文献中发现的评级乐观性是分析师有偏估值过程的结果和体现,非分仓处分析师的估值更加客观。本文结合分析师常用的估值模型——PE模型检验了分析师评级与预测盈余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为分析师在评级时如何使用盈余预测信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为分析师估值的相关文献作了有益的补充。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本文以PE模型的形式检验了预测盈余在分析师估值、评级过程中的应用,为分析师在估值、评级时使用预测盈余提供了大样本的实证证据,初步揭开了分析师估值过程这一“黑盒”。第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估值过程的客观性因受到来自基金的压力而有偏,而以往文献发现的由于基金压力带来的评级乐观性是估值过程有偏的体现。第三,本文的结果表明分仓是基金影响分析师估值过程的途径。实务界与理论界均有证据表明分仓会提高分析师评级乐观性,本文认为估值过程是这种评级乐观性的根源,本文的结果表明分析师对基金重仓股的估值不同于非基金重仓股的估值主要是因为分仓处券商分析师在对基金重仓股估值时完全不使用预测盈余信息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