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是否属于刑法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一问题,自鹦鹉案判决以后得到了舆论的广泛讨论。按照司法解释的观点,刑法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概念涵括了驯养繁殖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在内。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许多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不应包含在刑法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概念之中,从而质疑司法解释规定的合理性。而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应该从“野生动物”所涵盖的语义范围内进行实质判断,即需要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侵害的法益作为着手点。有的学者认为该罪所侵害的法益是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秩序,但是这无法解释在鹦鹉案中法院为何最后对王鹏从轻处罚,科以法定刑以下的刑罚。综合我国野生动物作为“物”的法律本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应是野生动物资源,这一般指的是野外来源的野生动物资源,应要考虑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资源的关系。通过从人工繁育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不同影响可以得出,人工繁育既有有利于物种保护的一面,也有给物种保护带来消极影响的一面,这取决于不同物种的实际情况。而我国司法解释一刀切的规定过于机械化,并没有区分不同人工繁育的物种的不同保护,导致了规定的不合理。司法解释在修改完善的时候应该避免机械化的规定,对不同的物种进行区分,并适用不同层级的规定,最好对人工繁育的概念进行补充解释。人工繁育子代应该指的是繁殖原种在人工控制环境下交配诞生的子代,且用于繁殖的原种不能来源于野外,若来源于野外,该子代应视作为来源野外的野生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