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欧洲殖民势力向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张的时期,又是基督教伴随着殖民势力向东方发展的高潮时期,同时也是东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期。明末清初也是中西科技进入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和交往的新时期。在此期间,从利玛窦1582年抵达澳门为肇端,到1687年法国五位“国王的数学家”抵华为标志的耶稣会士入华传教新阶段,直至“最后的耶稣会士”钱德明1793年去世的两个多世纪中,随着一批又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科技交流进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在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是欧洲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接触及影响,而实际充当这种科学与文化接触媒介的,便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和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中应运而生的耶稣会及其传教士。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活动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少数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人文哲学和科学技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与此同时,在适应性传教路线指引下的来华传教士出于打开传局面之需要,同时也是因为本国教会和政府的要求或者命令,或者是由于自己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希望在中国典籍中寻找到基督教教义的对接点,或者是由于天主教被禁以至于传教难以继续因此只能一方面为朝廷服务另一方面潜心译介中国文化,因此,在从事西方科技知识译介的过程中,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也积极投身于把中国文化科学与社会习俗等国情介绍到西方世界去的著述和科学汇报活动之中,是为“中学西传”。就这样,西方来华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西方文化与科技,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成为中国文化与科技的受熏陶者和接受者,进而又成为向欧洲译介中华文化与科技的传播者。　　 “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之所以出现在明末清初,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可以从全球背景、中国社会背景、中国科技需求背景、中国统治者执政需求背景以及传教士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推波助澜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到了明末清初,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迅速发展,催生了其对原材料的迫切需求,进而引起了西欧各国对海外商机的探寻,而地理大发现之后激发起来的欧洲人探索新航路热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前往中国。就国内背景而言,从晚明时代开始,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并开始起步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新的近代社会转型,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使历史发展呈现出新的情形,晚明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及思想文化都出现了新变化,这个时期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从科技的现实需要来说,在中国历史上,晚明较之过去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加感觉到科学技术的迫切性。农耕、务工、通商、治水、备边、制历、踏勘等,无一不在等待科学技术为之服务,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就朝廷的态度来说,统治者对传教士采取了用其所长态度,因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皇室对待西方科学技术有着实际的需求,而利用科学的目的则是统治者为了实施更好的统治。因此,明末清初的统治者对传教士的基本态度是:用其所长,同时令其尊重中国礼俗,遵守中国制度法令。从来华耶稣会士采取的适应性传教路线来说,明朝的国力强盛促使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意识到,在中国传教不能采用当时在基督教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征服策略,而必须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与儒家思想进行调适。于是,入华耶稣会士来华之后摈弃强硬传教路线,果断地采取适应性传教策略,在西学译介和中西文化交流领域发挥了比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等其他修会的成员更为重要的作用,对于“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传教活动进入一个重要转折点。利玛窦为了实现传教意图继续发扬光大他在前期探索和完善的适应性传教路线,一方面研究中国儒学典籍以适应中国社会,另一方面以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作为敲门砖,为此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完成了不少西方科技著作的译述,其代表作就是与徐光启合作完成的《几何原本》。在后利玛窦时代,其他来华耶稣会士继续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中发挥作用并取得较为突出成就,代表性人物包括庞迪我、熊三拔、高一志、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柏应理、南怀仁等。　　 1687年,五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标志者明末清初耶稣会在华传教的二百余年这段历史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者分水岭,法国传教士开始确立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从1687年至1724年基督教在中国被禁的这段时间里,法国耶稣会士不但在西学译介中独占鳌头,在中学西传中也举足轻重,其与汉学有关的著作占了全部在华传教士汉学著述的83％之多,法国耶稣会士不但在这一时期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独步天下,而且也促成法国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于,1687年前来华的传教士对汉学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为传教出发的对儒家经典的注解,而1687年后大规模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扩大到了其他许多领域,包括历史、民俗、文学、科技、动植物学等等,其广度和深度显然不是此前的来华传教士所能企及的。他们更加积极地把灿烂的中华文化译介到了西方国家,其影响十分深远,尤其是催生了西方的中国热和汉学热。而这些法国耶稣会士中的不少人的身份事实上已经从传教士变成了传教士兼汉学家甚至几乎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学家。由于他们的介绍,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及道德等逐渐被欧洲人所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引起巨大震动。这些传教士中的代表性人物包括白晋、巴多明、雷孝思、马若瑟、殷弘绪、冯秉正、傅圣泽、宋君荣、蒋友仁、钱德明等。此外,法国耶稣会士在西学译介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利用其受到朝廷青睐和敬重而获得的机缘,对整个朝廷的科学技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对于促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巴多明更是比李约瑟早了两个世纪左右成为全面深入探讨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西方第一人,他不但深入研究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就,而且还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对欧洲学者针对中国科学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偏见乃至从欧洲中心论的片面优越性出发试图全盘否定中国科学的观念进行了解释和纠正。　　 本研究不但高度评价了法国耶稣会士在这个历史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尝试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以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科技翻译活动为贯穿始末的主线,以适应性传教策略以及科学译介为重点,以传教活动中的标志性人物和事件作为标记来划分耶稣会入华传教二百余年这段历史的各个阶段所进行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也是有价值的。研究表明,明末清初通过传教士的译介活动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思想,不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冲击,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的科学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从传统的理学中分化出来,就是得益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引进。西学传入中国为中国学者中西兼学采长补短,在科学技术上获得新突破提供了条件,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科学大家,其吸取西学并使之与传统科技相结合所产生的著述奠定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基础。从科学翻译角度讲,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科学翻译高潮,而历史发展进程已经证明,翻译是贯穿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恒久纽带,科技翻译对于中国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此外,从汉学角度来说,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奠定了欧洲汉学的基础。从我国外语教育角度来说,耶稣会士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办外语教育机构西洋学馆,我国外语教育的真正发端时间应该比此前广泛公认的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提早整整133年。就译论而言,耶稣会士及中国士大夫虽然未能建立系统的翻译方法和理论,但他们的翻译观对后人不可谓不影响深远。就翻译实践与策略而言,传教士以及我国学者也都进行了探索与尝试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通过传教士的著述和书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科学技术的精髓被介绍到了西方,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华夏农耕文明被传播到欧洲最终促成了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乃至这个时期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一大贡献。来华耶稣会士向欧洲介绍和传播中华文明及中国科学技术,同时也改变了17——18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的看法,既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扬名欧洲,也推动了欧洲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