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承运人归责问题是海上运输法律体系的核心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与否切实关系着托运人的利益,也关系着国际贸易和国内海运业务的健康发展。从早期航海技术落后为保护货方利益而出现的严格责任制度,到契约自由发展所产生的偏向运方利益的不完全责任制,再到进一步保护货方利益的完全责任制度,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承运人归责一直是货运双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最新的《鹿特丹规则》在吸收前述制度特点所形成的“混合”责任制度,意图最大限度地平衡货运双方利益,实现国际海上货物立法的统一,但加入的国家寥寥无几。在目前四大国际公约并存的背景下,为保护我国海运业务发展,解决国际贸易纠纷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对国际公约和我国《海商法》相关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笔者通过对四大公约和我国海商法对承运人识别、归责原则和责任限制部分规定的阐述,在对比分析中发现我国承运人归责问题主要集中在承运人概念不统一、识别规则不明确、归责原则适用问题和责任限制缺失等方面,并从理论层面和具体规定提出相应建议。另外,是否加入《鹿特丹规则》一直是我国学术界争议的话题。《鹿特丹规则》是我国积极参与制定的一部新公约,分析新公约对于我国海商法的影响,有利于完善我国承运人归责立法,并基于国际市场环境和国内客观情况分析,建议我国暂不宜加入新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