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运动汲取人文主义和工业革命的思想,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在欧洲及美国出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女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总共经历了三次发展高峰: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第二阶段涵盖了20世纪60、70年代,第三次从7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随着运动的发展,它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显现,中国也出现了传播女性主义思想的高潮。当女权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运动的重心转到了学术层面。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以语言为利器向传统的父权制语言发起挑战。长期以来,学术界翻译的地位与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一样,被认为是处在从属的、第二位的。于是,女性主义翻译学者便开始借助翻译手段,来对抗传统的语言体系,而这一语言体系正是以长期压制女性心声为特征的。与此同时,“性别”概念的引入,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使女性主义翻译发展成为替女性‘代言’的一套独特理论与实践体系。理论上,女性主义翻译学者极力反对传统的翻译理论,挑战‘忠实’的翻译原则,希望在翻译过程中更多地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同时,受文化转向与解构主义的启发,开创了全新的系统化理论研究体系。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随着翻译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为了提高翻译界女性的“二等”地位,女性主义翻译学者通过对语言的介入和控制,寻求推翻长久以来“父权制”语言。他们采取的翻译策略大致可以分为:补充、作序及注脚方式。作者以简·奥斯汀的两部作品《傲慢与偏见》及《爱玛》为例,用女性主义思想来探究不同的翻译文本,希望通过翻译译本在处理传统父权制语言的差异来展现翻译学家在遇到该问题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在处理相同问题时是否有意识地去考虑女性主义的翻译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