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社会,天变道销,传统经学因势转型,颓然化入史林。礼学作为经学一支,乘中西文化冲突激荡之大势,展现了新的风貌。本文主要是从学术史角度考量礼经、从政治史角度考量礼制、从思想史角度考量礼教、从社会史角度考量礼俗——从整体上考察“礼学”在民国时期由传统向近代之转型轨迹。当今学术界的礼学研究,或侧重于个案考察,或着眼于某一时期,尚未有专著从整体上论述民国时期的礼学问题。故该文的研究有利于从整体上认识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便于从学术史的层面透视“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同时可以对礼学的学术发展兴衰史作一全面了解。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民国礼学文献统计部分,从文献题录、出版、论文和著作发表情况以及文献流失和寻访等方面系统考察民国时期礼学文献的概貌。第二章,民国礼学文献考证,展现民国学人在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指导下,对三礼之作者、时代、价值、子目的考证成果。第三章,民国礼制研究,探讨了民国学者对三礼作品中有关国家、社会制度等内容的阐释。第四章,民国礼学思想研究,从宏观层面上论述民国学人对“礼”之内涵、性质以及在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作的研究。第五章,民国礼制规范,简要梳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在与礼经学相关的方面所作的政治变革。第六章,民国礼教批判,着眼于五四时期的封建礼教批判热潮,兼述及此前或此后重要思想家的言论,特别是他们对于礼教的客观认识。第七章,民国礼俗嬗变,主要论述了在政府法令及思想界的倡导下,祭礼、丧礼、婚礼的演化。第八章,民国礼学品鉴,系统分析了民国礼学的时代特点以及今、古、汉、宋诸经学派别的融合,阐释了清人章实斋《文史通义》所谓“六经皆史”之论,至民国时期演化为“经史一家”之格局的深刻内涵。以下就文章的主要思想作一简要论述:从文献整理来看,与前代相比,尽管民国礼学文献的题录、出版数量锐减,但研究形式和内容都更为丰富。民国初期礼学文献的出版多集中于前代文献的再版、注疏和校勘;后期礼学的研究性著作增多,“经史一家”之格局渐成大势。同时,礼俗研究的专著开始出现,标志着代表上层国家礼制的“礼学”逐渐向下层民众渗透。从礼学文献的整体统计来看,民国礼学出版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逐渐成熟,抗战之后则开始衰落。此时期,大批礼学文献为西方国家所劫掠,而中国专家学者国外访书,使许多流失在外的文献得以重见天日,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借鉴。从学术研究领域来看,其一,文献考证成果突出。民国学者对三礼作者、时代及价值的认识逐渐摆脱了传统今古文两派的单一说法,反映了学派畛域渐泯,今古、汉宋融合的特点。其二,礼制研究有所突破。民国学者在吸收借鉴甲骨文、金文以及新的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职官、婚姻、丧葬、宗法、祭祀、名物、司法等制度,推翻了许多陈旧的理论。其三,礼学内涵认识深入。他们系统考察了“礼”的内涵及时代性、礼与诸经的关系等方面,并探讨了礼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思想领域来看,三礼中丰富的礼制思想,并未被统治者合理采用,长久以来,“礼”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一直是束缚民众的枷锁。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改革在袁世凯上台之后成为一纸空文。北京政府利用康有为等晚清遗老的强烈政治诉求,频频导演封建复辟的丑剧。南京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同样打着“礼义廉耻”的幌子,行封建专制统治之实。为反对政府的倒行逆施,清理两千年来封建礼制的不良影响,民国学者发出了“打倒吃人的礼教”的呐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等一干学者,从礼教对民主政治、社会经济、学术研究及人民生活的束缚和迫害等方面,将“礼教”批判的淋漓尽致。他们并非将“礼”与“礼教”混为一谈,而是对传统文化中的“礼”有比较客观地认识。许多学者也看到了“礼”在时代变迁中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和扭曲的一面,认识到封建的纲常理论并非三礼的应有之义。学界的研究,政界的利用,使得传统礼学在民国社会上空依然缭绕不绝。而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礼俗变革,特别是吉、凶、嘉三礼的变革,更是渗透到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民国时期,除了家族祭祀在日渐浓厚的“孝亲”观念中延续外,圣贤祭祀礼节有所简化;鬼神祭祀明显减少,尤其是城市中,迷信更少。千年来,中国丧礼慎终追远、事死如生、以礼教孝的精神传承未断,致使厚葬久丧之风长盛不衰。此时丧俗改革日渐废除了繁缛奢华的风气,开始推行新式丧礼。此时,婚俗改革最为明显。传统婚姻形式开始为自由恋爱所取代;贞节观念淡化,离婚被视为自然现象;新式婚礼尤其是集团结婚成为伴随新生活运动、倡行节俭的良好风尚。总体看来,礼俗变革地区间差异较大,新式礼俗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得以广泛推行,而许多偏远山区仍残留着传统的旧习俗。当然,礼俗变革亦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社会安定系乎风俗人心。入乡随俗,因地制宜,成为我们今天礼俗变革的重要启示。与时俱进的民国礼学,在学术、政治、社会的互动中,升华了自己,完成了自身向近代学术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