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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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打破行政垄断、规制政府权力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一系列问题逐步受到法学界高度重视。一直以来,行政垄断行为并非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重点,以致在实践过程中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效果甚微。近年来,行政垄断行为屡禁不止,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当前对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归责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我国《反垄断法》中对行政垄断行为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归责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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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打破行政垄断、规制政府权力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一系列问题逐步受到法学界高度重视。一直以来,行政垄断行为并非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重点,以致在实践过程中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效果甚微。近年来,行政垄断行为屡禁不止,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当前对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归责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我国《反垄断法》中对行政垄断行为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归责设计存在责任不明晰、责任空缺等一系列制度问题,不足以对行政垄断违法主体进行充分的定责和归责,难以实现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因此,建立健全针对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归责体制是我国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行政垄断行为归责制度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析。
本文主要以构建和完善行政垄断行为法律责任归责制度为核心,剖析我国当前行政垄断行为法律责任归责的制度缺失和实践困境。借鉴域外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设计出较为完备、符合我国制度设计的法律责任归责体系,并充分发挥司法在规制行政垄断行为、落实法律责任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借助体系化的行政垄断行为法律责任归责制度,加强对我国行政垄断行为的责任约束和法律规制,并达到创建公平与自由协同的良性市场竞争环境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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