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研究领域,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长期处于边缘地位。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改变了这一状况,翻译研究的焦点由文本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译者的作用和地位也逐渐得到认可和提升。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日益成为国内外翻译界研究的热点。在“文化转向”出现的同时,新的主要翻译理论出现并取得了长足发展,如解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目的论、改写论以及阐释学等。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虽没有形成专门的理论,但阐释学与翻译研究就有着天然的联系,阐释学理论家认为翻译即阐释,其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提出阐释学四步骤理论更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清晰、系统完整的指导框架。本文以斯坦纳的四步骤理论为指导并借助其他翻译理论的相关概念进行补充,以李雪顺的《江城》中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译文和原文对比分析,从批判性的视角剖析译者在“信任”、“侵入”、“融合”和“补偿”四个阶段的主体性发挥,探讨译者的主体性如何受到外部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因素以及译者自身因素的影响。本文发现译者对原文及翻译的信任来源于他的目的、语言能力和准备程度等,而这些条件又反作用于译者在理解原文和翻译时的主体性发挥;在“侵入”阶段,译者通过对原文进行删改破坏原文的外貌,在这样一个刻意的行为中发挥他的主体性;译者在“融合”阶段通过融入目的语的文化和语言风格,实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连接,译者的主体性在这阶段得到充分发挥;在“补偿”阶段,译者通过直接(加脚注)和间接(文中增添词汇)的方式弥补了前三个阶段在信息和文化意义上的不平衡,同时还给译文增添了色彩,延长了原文的生命。但是,在这四个步骤中,译者由于忽视无意识流露和主体性过度发挥等问题也给译文带来了许多不足之处,在翻译过程中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