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