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尚未设立专门适用于审理成年监护案件的民事程序,司法实践中,法官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比照特别程序审理。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对成年监护案件可能涉及的诸多具体程序问题,都未作出明确的回应,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也无法为成年监护民事实体制度的运行提供完善的程序保障,反而成为了实体制度适用中的阻碍。现代成年监护制度已经逐渐演变为成年人在不能独立处理个人事务时可以利用的保护和援助制度。成年监护案件的审理主要着眼于未来,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色彩,需要公权力全面介入监护关系的形成阶段。正是由于成年监护案件的审理程序非常吻合非讼程序的理念和特征,因此运用非讼程序的法理,构建审理成年监护案件的专门程序——成年监护非讼程序,是推进我国成年监护制度转型的必然要求。本文针对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域外立法经验,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视角提出成年监护非讼程序的构建建议,主张采用严格的证明标准和功能性评估模式,引导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扩张有限监护的适用,同时建立关系人程序参与制度,明确本人程序主体地位。以期在为事务处理能力欠缺者利用成年监护制度提供程序保障的同时,对成年监护案件的审判实践也能够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