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红顶商人”以其亦官亦商的身份冲突及其组织化、制度化的时代特征，引发了社会各界日渐强烈的关注和争论。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转型以来在地方上出现的“红顶商人”现象，即地方主要党政领导干部在当地企业（大部分为当地大中型国有企业）兼职的现象，它是地方政府强力参与地方经济及地方企业发展的一个表征。本文认为，“红顶商人”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它是在中国渐进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一方面，财政分权化和中央经济决策权的下放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经济理性使得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萌发了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动机，为了确保当地企业对地方财政的支持，一些地方政府积极介入企业运作，甚至采取了直接派党政干部赴企业兼职进行支持和指导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定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仍在延续，对基层、企业拥有的干预权力甚至得以增强，从而为“红顶商人”这种特殊的直接干预形式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此外，混合所有制使地方政府掌握了地方企业生产和投资决策权，并演变为“产权地方化”，这种所有权关系导致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其自身起“企业家”或“公司”的作用，而政府官员充当“红顶商人”角色，地方政府这种权宜性策略的制定正是其“企业家”角色之特殊体现。　　对于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的互动关系，学界中有着寻租与发展的两种不同看法。而在现实政治中，地方政府官员在企业兼职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兼职，一种是为谋私利而兼职，由此对地方企业的干预方式存在着进取型介入和寻租型介入两种不同的方式。对此，本文采用了“发展”和“寻租”的双重视角来审视这种现象，既不因为诸多腐败与寻租行为的出现，就完全否定“红顶商人”现象对地方经济和企业发展曾起到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也不因为在地方政府庇护下的地方企业的成功就说明政府官员兼任的合理性，更不能因此得出地方企业只有在政府的直接介入和扶植下才能有所发展的结论。　　本文认为，“红顶商人”现象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是特定时期特定地点的产物，不具有长远的普遍意义，虽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时期在特定情况下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红顶商人”将逐步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在今后地方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将尽量不再用直接的干预方式，而是以协助和服务为主的间接方式为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