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正式提出“翻译即改写”。改写理论的提出,将翻译研究的目光从之前的关注语言文字本身转移到文字之外,尤其关注诗学、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的操控。在翻译研究中,该理论自提出以来便颇受争议,“改写”往往成为“忠实”的对立面,与此同时,对改写理论的思考时常局限于单纯的理论对比研究和停留在文本层面的简单对照,对于改写本身、改写的种类等一系列本体论问题缺乏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翻译实践中,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历史中,不难发现改写作为一种重要的翻译策略与手段,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改写问题面对理论上的质疑和翻译活动中的在场,亟待客观的、历史的研究目光加以审视,改写在翻译活动中的发生、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以及改写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待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基于此,本文以改写理论为切入点,以改写为考察对象,通过具体的文本实例、借用翻译学研究与语言哲学的相关理论,通过文本对比与逻辑演绎的方法,对翻译中的改写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改写作为翻译策略在翻译实践中所受到的限制进行了理论探究,肯定了改写在翻译中的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指出改写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有重要的历史的价值,并反思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应如何更加科学地、客观地看待翻译中的改写。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正文分为以下四个章节。第一章从勒菲弗尔的观点出发,厘清了改写理论诞生的历史背景,梳理了改写理论的语言哲学渊源,通过类比艾柯的“文本意图”与“读者意图”,明确区分改写与自由阐释的差别,并试图重新定义改写。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文学翻译中改写的具体实例,系统研究翻译活动中不同类别的改写,并将其归纳为“增补”、“删节”、“措辞改动”与“更改情节”四大类别。第二章将改写至于翻译研究的视野之中,探寻翻译活动中改写的合理性。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提出应从翻译的本质属性与翻译目标出发,从译者的主体性、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和翻译目标三个角度探寻改写的合理性。首先,翻译本身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文学活动,其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如何译”,还体现在译者对原文的删节、改动与保留的选择上,译者的文学品味与美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本的最终面貌,可以说,译者的主体性给改写在翻译中的发生提供了最初的可能性。其次,翻译的实现有赖于语言间的转化,不同语言有其特有的表达方式,语言的不完备性使得译者在面对文化负载词等特定表达时,需要借助改写的方式以达到文本的“动态对等”。再次,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在面对不同的受众时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在历史条件与社会文化的双重制约下,以传播民族文化为导向的翻译活动仍然可以以改写作为翻译策略,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标。第三章将通过对比文本维度的可译性与历史纬度的可译性、自然语言与“纯语言”改写现象引发的文本重构与文本解构的问题,反观改写作为翻译策略在翻译活动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首先,可译性问题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而改写作为一种翻译策略也受到可译性的制约。文本的可译性不仅体现在文字层面,它同时体现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下,文本具有不同的历史命运,而对文本的改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次,当改写在翻译中发生时,它对于原文语言和原文结构的改动不可能是无限度的。即便译者采用改写的翻译策略,仍然需要保持原文的整体性与原文意义的完备性。而对重重限制,对于原文的删节、改译乃至整体编译无一不是译者主体性与主体意志的体现,删不删、改不改以及如何删、怎么改,都有赖于译者根据文本内外的不同情况作出判断、进行选择。翻译所带来的艰难与挑战背后折射出的正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责任意识。第四章将回归翻译自身,通过改写透视译者的任务。文章基于《译者的任务》中的“纯语言”概念,从翻译伦理和翻译的历史性两个层面,反思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任务,并参照来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实例,对比改写与翻译的异同,论证改写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价值,但改写不是翻译唯一的、绝对的方式。正如法国翻译理论家梅肖尼克所言,“翻译的概念是个历史性的概念”。翻译在文字、风格以及思想上不免体现时代的特征或是受到时代的制约,作为翻译策略的改写无疑也是历史性的。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合理的、有限度的改写无疑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播有所益处,然而从翻译的本质属性来看,改写不能与翻译相等同,也不能遮蔽译者对于翻译之真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