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乙)项规定的“嗣后惯例”,作为缔约国对条约解释之共同理解的客观证据,在条约法解释实践中日益发挥作用。嗣后惯例是各缔约国在接受条约约束后,采取的尽管形式各异但可综合表达出其对条约解释之共同理解的行为。但是,在理解嗣后惯例概念时,需要注意的是将其与“广义的嗣后实践”相区别。嗣后惯例本身并非特殊的条约解释方法,而仅仅是一种权威的条约解释资料,其在条约解释中尽管重要但不具有决定性。在嗣后惯例在条约解释的适用中,应当坚持善意解释原则并考虑条约必守原则,从而在缔约国实践与“过时的条约”相冲突时发挥其灵活的解释作用。嗣后惯例作为工具性的解释资料具有正当性,因此将嗣后惯例运用于支持条约演变解释者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演变解释本身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对于运用嗣后惯例支持演变解释的实践,必须把握好嗣后惯例的适用标准,采取慎重甚至是克制的态度,将嗣后惯例的作用仅限于条约的解释,避免其产生非正式性修改条约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