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关于在职消费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在职消费代理观方面,认为在职消费作为一种代理成本会对企业产生危害。针对在职消费的成因,国内有大量研究表明在职消费的增长与“限薪令”政策的实施有关。“限薪令”旨在控制国企高管的工资薪金(显性薪酬)。但是这样不符合自由市场实际发展的薪酬契约,会引发道德风险,使高管寻求替代性非货币薪酬(隐性薪酬),而在职消费就是其中一种。关于在职消费治理的研究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治理两方面。其中外部监督中,政府通过相关政策颁布执行以达到对在职消费的监督治理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治理方向。自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廉政建设受到极大重视,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及部署2013年经济工作重点”。“八项规定”旨在控制官员以及国企高管的不符合规定的职务消费,于2013年开始执行,这给在职消费的治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现已有研究表明“八项规定”政策的实施对在职消费有抑制作用,使贪腐行为得到了一定的遏制。而廉政建设作用的发挥不仅在于惩治腐败者本身,还有向广大干部传达警示的信号作用,但这种警示作用究竟是否对在职消费产生抑制?这种抑制作用如果存在又是如何传导的?对于政治背景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因素,考虑在“八项规定”政策实施前后,企业高管政治背景的级别高低对在职消费是否会有不同的影响?以及对于不同级别政治背景的高管,这种警示信号作用是否有不同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2010-2016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八项规定”的实施为契机,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廉政建设的信号传递作用、政治背景与在职消费关系。使用八项费用作为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高管拥有的最高政治级别作为公司政治背景的替代变量,利用纪检委官网公布的处理官员数据作为信号作用的替代变量,并进行差分处理,以期得出监管前后以及监管期间内在职消费的变化。研究表明,国有企业高管政治背景级别越高,在职消费也越高;“八项规定”惩戒信息公告对在职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信息公告涉及的所在区域处理干部数量关系明显。对于政治背景越高的国有企业高管来说,“八项规定”惩戒信息公告对其在职消费约束作用越大。且进一步研究表明,“八项规定”惩戒信息公告在不同年份以及对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产生不同影响;央企由于一直处于相较于地方企业更加严格的政府监管和更高的社会关注度中,其超额在职消费水平与政治背景级别间关系并不明显。这种政治关系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从这一研究结论看,持续的惩治腐败并公开披露相关信息有很大的“惩前毖后”作用,需要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