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对于传统儒学发展的把握总是习惯地集中在先秦与宋明两个历史时段上。因为先秦乃是传统儒学思想之开端，亦为以后发展之本源所在，具有显著的实践伦理之特征；而宋明则表现为传统儒学的完成状态，亦是在新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下对先秦儒学之本源的回应，具有显著的抽象思辨之特征。两者共同成为传统儒学发展中的彼此呼应的高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以来，我们对传统儒学发展中思想过渡或转换时期的思想家的思想研究却并不充分。这种习成的定见亦很容易使我们对传统儒学思想史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缺乏深度的理解。没有这种理解，则我们对于传统儒学在先秦和宋明的发展的认识便往往会因停留于一个个片段的观念上的把握、缺乏丰润的思想史内涵而显得单薄、片面，乃至可能遮蔽原有的丰富意涵。而后一点尤其值得我们警醒!基于以上考虑，则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关于传统儒学发展中思想过渡或转换时期的思想家的思想研究显然是必要而又迫切的一项工作。
　　 本文选题为对李翱复性论思想的研究便是基于以上这个大前提的考虑。李翱作为中唐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家，其复性论思想恰为接续先秦儒学、引导宋明儒学之一关键环节，而梳理这一环节对于理清传统儒学思想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深入理会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及其发展亦有重要作用，对于我们体会中唐时代之历史思想风貌亦有相当的提示。
　　 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李翱哲学思想产生的文化前提。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发展具有一个整体性，这个整体性主要体现为它一贯的生存论立场，即：确立了由人道而天道、人道天道同一的实践理性统摄理论理性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凸显其在人之为人的规律性自觉基础之上的人如何成其为人的哲学主旨，亦即“立人”的宗旨。李翱所处的中唐时期，由中国传统哲学内在基本精神所规定，复兴儒学历史地位成为当时的历史性要求。所以李翱时期的哲学文化任务即是一个恢复儒学的任务。李翱的复性论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人性问题是传统儒家学说的核心所在。恢复儒学首先即需真切面对儒学的核心问题，亦即人性问题。李翱既以恢复儒学为其时代任务，则其复性论自然也就成为他的核心思想所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分别从成圣的根据、性善情恶论、性情关系论、复性修养论等四个方面对李翱《复性书》思想进行了基本的文本分析，指出：人性乃是李翱所谓人所以成圣的内在根据。性善情恶乃是李翱对性情本质的认识。从现象上看，李翱以为性情是彼此依赖、不可相无的关系。但从本质上看，性情关系乃是本末体用关系，性为情之本，情为性之动。此一认识亦规定了他的修养论的形式与实质便是去情欲之私，复人性之正。在复性修养论中，李翱提出弗思弗虑即正思的去情复性之方，而所谓弗思弗虑的说法，实为一种中国哲学传统中的遮诠表述，于否定建立肯定，绝非一种彻底的无。针对复性之方，李翱还提出了两种具体情况，即：知心无思与知本无思，并对它们做了一定的区分。李翱讲复性修养论时还涉及到它的认识论思想。他解“格物”，把“物”理解为外在于我的天下万物，把“格”视为物来。由此“格物”在李翱那里便成为一个纯粹的物来则应的认识反应论。由此认识论出发，则李翱的复性便极易发展为一种外向的认知反应经历。而这一理解显然与先秦思孟心性一系孟子讲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主体论讲法不同。由此李翱虽然在人性问题上依托《易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文献接续了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传统，但在如何把握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上则与先秦儒学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而反射出了佛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力。
　　 本文的第三部分主要是探讨了李翱复性论思想的历史意义及局限。指出相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其他形态，宋明理学拥有其自身的特色，这就是它的外在文化形式是儒学，而其内在精神义理和理论内容的核心问题是复性。顺着这一核心问题，向前需要一个本体论建构，向后则需要一个修行实践论建构。宋明理学的体系恰恰是这样一个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三位一体体系建构。
　　 中唐时期的李翱乃是当时复兴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对后来宋明文化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具体说来，就是李翱规定了宋明文化思想内容的的发展的可能性。其与韩愈一起构成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先驱。尤其是李翱用性善情恶、已发未发来理解人性问题，为后来宋明理学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来理解人性作出了暗示，可见他对宋明理学的积极影响。当然李翱自身将人性理解为抽象的人性统一性以及宋明理学将人性二元化的做法亦影响了对人性论问题的进一步拓展，影响了人性本质上的先天性与后天具体性的人性论理解。事实上从本质上讲，李翱的人性问题理解乃是一知识论的进路，而不是生存论进路。这也恰恰就构成了他的理论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