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基于农业保护政策视角的农产品贸易摩擦。 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制度根源在于农业保护政策，农产品贸易摩擦必须基于农业保护政策的调整加以解决。由于农业的特殊战略地位和其具有的弱质性、正外部性、多功能性及公共物品特性等特点，其价值和成本无法完全通过市场交易和价格来体现，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程度不同的农业保护政策。各国保护政策博弈的结果及国内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导致农业保护政策不断升级，逐步升级的农业保护政策的溢出效应导致农产品市场失衡，从而引发国际农产品贸易格局扭曲和贸易摩擦。 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博弈模型及计量分析表明，农业保护程度高于其他产业，农业保护政策通过两种效应引致贸易摩擦。其一是生产扭曲的贸易摩擦引致效应。农业保护政策增加了农产品的供给数量，导致供给过剩和价格下降，给农产品生产者造成巨大损失。为弥补损失，政府间不断展开农业支持政策博弈，引发农产品贸易摩擦。其二是贸易流向扭曲的贸易摩擦引致效应。国内过度的农业保护政策使农产品供大于求，出口意愿增强，从而导致各国进口市场萎缩，出口国之间利益争夺加剧，造成贸易扭曲甚至逆转，引发农产品贸易摩擦。 GATT时期，农产品贸易游离于国际贸易规则约束之外，农业保护逐步升级，农产品贸易摩擦呈上升趋势。进入WTO时代，以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农业协议》为标志，农业保护纳入多边贸易协定的规范之下，各国农业保护政策受到约束，进口壁垒关税化，补贴削减，放宽市场准入，加之农产品贸易在整个贸易额中比重下降，农产品贸易摩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目前，农产品贸易摩擦主要以技术壁垒、反倾销、反补贴和数量限制四种形式体现。技术壁垒是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最大障碍，反倾销和反补贴比重仍居高不下，数量限制呈激增态势。 农产品贸易摩擦解决的导向原则是，通过调整农业保护政策，将贸易摩擦的数量、程度、影响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在宏观层面，应主要致力于国际农产品贸易制度的重构，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发达国家农业政策从竞相保护走向合作，发展国家农业政策逐步从负保护走向适度保护。在中观层面，主要是发挥行业协会功能，使行业协会在约束行业自律、建立摩擦预警及规范出口秩序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微观层面，农业经济个体应改变生产经营模式，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多元方式进入国外市场。我国农产品贸易摩擦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是阻碍我国农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最大障碍，反倾销是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摩擦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农业政策调整的重点应是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税费征管制度，改变负支持局面，转变农业保护方式，建立利于农业持续发展的产业保护法律体系和技术标准，建立以“绿箱政策”为主导的农业财政支持体系，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业研发投入力度，完善农产品贸易管理体制，加强国内农产品生产的支持和管理，健全贸易救济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