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既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它的作者曹雪芹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世界巨擘要早一个世纪就登上了全球文学的高峰。《红楼梦》与整个中国民族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一提起 《红楼梦》就自然想到中国民族文化，而一提起中国民族文化，就自然想到了《红楼梦》。《红楼梦》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而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国，已被翻译为十多种文字，为我国古典小说外文译本之冠。译本主要包括摘译本、节译本及全译本。英语全译本包括英国人大卫·霍克斯及其女婿敏福德译的《石头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及中国人杨宪益和其夫人戴乃迭译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不同的文化观念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局部的交叉、碰撞和冲突，从而给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正如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所指出的：“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文化差异给翻译所带来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词汇空缺、词义冲突、语义联想、语用涵义、民族心理差异。《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因为它几乎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奈达曾把文化分为五类：生态文化、语言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在翻译上述文化因素时，杨宪益及其夫人主要采用异化翻译和语义翻译，而霍克斯则采用归化翻译和交际翻译。归化与异化、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是两对不同又相互补充的翻译原则。归化提倡使用一种文化（即译语文化）本身所有的表达方式，反对引入原语文化的表达方式，而异<WP=5>化则主张保留原语文化的特有表达方式，把它输入到译语文化中去。语义翻译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归化与异化之争都有很长的历史。在讨论该问题时，焦点一般集中在两个因素上：语言形式和文化因素。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文化因素。郭建中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 一文中指出：异化与归化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两种译本对读者所起的作用不一样，所适应的读者群也不一样。首先，作为译者，杨宪益夫妇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显然是为了取悦译文读者，是为一般的英语读者翻译的，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学习汉语的英语读者及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英语读者，他们阅读杨宪益先生的译本将大有裨益。一般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他们阅读霍克斯的译本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可见，由于翻译目的不同，读者对象不同，翻译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所产生的两种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有诸多相同及相异之处，通过对这两个译本前八十回的比较我们可看到杨宪益及其夫人的翻译较接近语义翻译而霍克斯的接近交际翻译。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在同一篇作品中，有的部分必须采取语义翻译，有的部分必须采用交际翻译，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因此没有绝对的语义翻译，也没有绝对的交际翻译。一篇翻译，甚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或某些句子，可以是语义翻译的成分多一点，也可以是交际翻译的成分多一点。